文在寅政府成立后的四年多时间里,提交至国会的监管类法案与前任政府相比急剧增加。文在寅总统曾喊出“要清除红旗(为保护马车业者而限制汽车速度)”的口号推进破除监管,但仍未摆脱“监管共和国”的恶名。据监管信息门户显示,自本届政府成立的2017年5月至本月14日,由议员立法提出的监管类法案达3919件,约为朴槿惠政府时期提出的1313件的3倍。在泛执政阵营席位超过180席的第21届国会,议员立法中的监管类法案和监管条款大幅增加。
议员们顺应国民多样化需求积极开展立法活动本无可指责。但在缺乏质量管理的情况下滥发议员立法,反而极有可能连国民与企业的正常经济活动也一并萎缩。政府立法方面,自1998年《行政监管基本法》施行以来,事前监管影响评估已成为义务。法案起草、立法预告、监管影响评估、韩国法制处审查等八个阶段之后才提交国会。相反,议员立法只需10名以上议员同意,即可省略审查程序直接提出。滥发议员立法会带来过度监管与过度处罚。束缚企业活动的监管三法,以及允许被解雇者、失业者加入工会等内容的工会三法修订便是代表性例子。连引发过度处罚争议的《重大灾害企业处罚法》都已出台,难怪会有“韩国的国会议员是为了勒紧企业而存在的吗”这样的讽刺。
增加监管会阻碍经济活力,削弱国家竞争力。在全球供应紧张叠加通胀恐慌加剧的情况下,滥发企业监管无异于自摆乌龙。执政党与在野党议员应立即停止为拉票而煽动反企业情绪的做法,转向生产性的立法活动。只有摆脱“监管共和国”,才能给企业和国民带来希望,才能期待国家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