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14 | 이지성 기자

[投稿]连预算编制权也要索取的市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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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容植 中央大学国际研究生院教授

还有哪个时期像过去十年这样,市民社会拥有如此强大的权力?被称为韩国市民运动象征的已故前首尔市长朴元淳,在任期间始终倡导“协治市政”。而协治的核心伙伴,正是他出身的市民团体。朴前市长基于对他们的绝对信任,全面支持民间委托与补助金,授予其强大权限;获得市政支持的特定团体则在朴前市长的全面信任与协治市政哲学之下,充当了行政的手和脚。

十年后重返首尔市长之位的吴世勋,重新检视了过去十年“民官协治”的实情,公开了带有特惠性质的特定民间委托、补助金项目在对象选定与预算执行过程中的不公正与不合理状况,并以财政革新为由削减了此前按惯例执行的预算。其宗旨是纠正被特定团体私有化的首尔。

对于吴市长的举措,市民团体齐声反弹,称其为“全面否定通过民官合作解决社会问题、推动共同体发展这一全球治理结构潮流的严重倒退”。他们对十年后飞来的吴市长之矛竖起防护墙予以反击,主张首尔市削减预算是源于对民间协治的无理解的陈旧思维。

回到根本,我想先回顾市民团体的诞生与作用。韩国的市民社会在1987年民主化之后正式萌生。补充尚不成熟的代议制民主、成为浑浊韩国政治的净化剂,是第一代市民团体的目标。与政经勾结黑钱横行的政治不同,依靠市民自发参与和会费透明运营的市民团体,以市民的绝对信任为武器迎来了兴盛期。透明性与独立性曾是支撑韩国市民团体的根基。

然而进入2000年代后开始发生变化。原本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与紧张关系、牵制并监督权力的市民团体,开始进入公共权力内部。不仅直接参与政治的市民团体人士大量增加,市民团体财政中公共支持的比例也不断扩大。

朴前市长在任期间,高达1万亿韩元的预算被集中支援给首尔市部分民间委托、补助金团体。市民团体与公权力的勾结延续到文在寅政府。文在寅政府初期副部长级以上人事中,多数由市民团体出身者填补。以权力监督者身份起步的市民团体,在权力最核心的位置上蜕变为另一个庞大的政治权力和利益集团。在财政上依附于公权力、与政治保持勾连关系的市民团体,还能进行像样的批判与牵制吗?

尽管如此,近来部分市民团体以首尔市缩减市民参与预算为由,仿佛预算执行权在市民团体手中一样,严重损害着代议制民主。编制和执行公共预算的权限在行政部门。以过去一直给予支持、今后也应继续为理由的逻辑,不过是为了不放弃一旦抓到的既得利益而强词夺理。

市民社会今后仍应继续存在。但市民参与与协治的名义不能使一切正当化。即便现在也需要果断切除问题的面向未来的改进。希望这场以“整肃首尔市”为名引发的争论,能成为回顾健康市民社会的作用为何、恢复其正面功能的契机。这才是提升至今仍在看不见的地方默默认真履行本职的众多市民团体自豪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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