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山东曲阜结束冬季休假后,没有前往保守派掌控的北京,而是南下视察,试图重燃因1989年天安门事件而受挫的改革开放之火。他在当地针对有人主张要整治安徽商人靠卖“傻子牌瓜子”发财一事,表示这样做得不偿失,并阐述了所谓“先富论”,即应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他人才会跟着上来。他还进一步强调,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也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增强、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最重要的是,他明确指出政策必须具有一贯性、需要思想解放,右倾是问题,但左倾问题更大,由此打破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墙。结果,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了爆发式高速增长,开启了中国的时代。
然而,建立在不均衡增长之上的改革开放,其阴影也同样广泛地蔓延开来。重复投资泛滥,地区之间、收入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丝毫未见改善。到2020年末,衡量不平等水平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68。产生相对剥夺感的边缘群体涌向城市边缘,形成贫民区,女性、人权以及劳动环境处于法律的盲区。习近平主席越是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房地产价格就越是飙升;规模达国内生产总值(GDP)2.4%的课外培训市场,则让年轻人放弃结婚和生育。尽管后来放开了“独生子女政策”,并废除了阻碍城乡流动的户口制度,但在福利危机之下,仍难以阻挡低生育率与老龄化趋势。于是,中国民众开始说,如果文化革命是“动乱”,那么改革开放就是“胡闹”,并开始追问“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为谁而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体制把责任追问到市场,并拔出了新的利剑。它以共同富裕为口号,意图筛查超出社会价值的畸形高收入者、提供去商品化的福利,同时全面改变社会风气。首先,当局认为仅靠市场溢出(spill-over)效应实现的一次分配和通过财政实现的二次分配难以实现共同富裕,于是开始对高收入者征收通过习惯与道德实现的第三次分配,即一种准税收。与此同时,当局正面瞄准没有制造业的平台资本,宣布与由数据明星、粉丝文化形成的巨大资本链条开战。此外,禁止补习等课外培训,限制网络游戏时间,修订赌场产业法以减少赌桌,对“女性化”的男艺人及低俗网红加以规制,取消偶像选秀节目和明星子女综艺节目,正在开启一个审查与规制的时代。在这场巨大的运动中,趋于收缩的企业开始排队加入为共同富裕而进行的“共同富裕捐款行列”。
当然,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差距视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如果不改变既有发展模式,就将面临体制正当性危机。问题在于,这种共同富裕论是在政治规划中被设计出来的。它是为了在明年秋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成就相对化、开启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装置。从8日开始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正在为此铺路。习近平已被推崇为“无疑是驾驭历史潮流的核心人物”,共同富裕则被塑造为贯穿时代精神的主题。然而,这种口号政治一旦魔法解除,势必很快再次暴露出艰难的生活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