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声称韩国经济比其他国家恢复更快,已回到新冠疫情前水平。或许是货币金融当局对此照单全收,韩国银行以物价不稳(通胀)为由上调了基准利率,韩国金融委员会则以家庭负债为由抑制贷款。但其他国家即便经济反弹,不仅没有加息,对抑制贷款也十分谨慎。加息和抑制贷款是在担忧经济过热、或消费增速快于收入时才采取的措施。然而我国消费与投资低迷,只能靠征税形成的政府财政勉强阻挡经济衰退。对财政的过度依赖使经济产生泡沫,也让政府自身陷入错觉。虽声称增长率为4%,但若属正常状态,预计将降至2%,实际失业率也会翻倍升至8%。
新冠疫情之前就在放水、之后放得更多,这是事实,但这并非通胀和家庭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通胀压力并非源于低利率,而是源于原材料采购与流通受阻导致的生产成本上升。家庭负债增加也不是因为过度消费,而是因为房地产政策失败导致房价暴涨。在这种情况下加息,只会令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萎缩,经济增长放缓、就业恶化的可能性加大。不仅如此,加息和抑制贷款的冲击对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等脆弱阶层越发严重,新冠疫情带来的两极化与不平等将进一步恶化。实体经济专家担忧货币金融当局的“鲁莽驾驶”,国策研究机构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也预测,基准利率上调将使增长率的下滑幅度扩大一倍。
货币金融当局的误判可能引发经济衰退下的通胀,即滞胀。加息无法解决因生产成本上升而产生的通胀,反而只会推高金融成本和人工费用,并使就业减少。随着美国与中国从安全角度重组全球供应链,突发利空接连出现,滞胀风险正在加大。可能引发物流大乱的车用尿素溶液短缺问题也是如此。要防止滞胀,需要增加供给和生产率的实体经济政策。只有通过生产与劳动的创新来吸收成本上升的负担,才能抑制通胀并恢复增长。上世纪19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物价暴涨时,发达国家曾加息,但滞胀反而恶化,最终是通过放松管制、减税才解决了滞胀。
民粹主义阻碍滞胀的解决。因为强化管制,就像房地产政策那样减少供给;因为扩大讨好式财政支出,就像就业政策那样使闲置的人增多,最终具有生产低迷、只有物价上涨的属性。要解决通胀并恢复经济,必须与民粹主义诀别。必须改变政府的角色,让作为生产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恢复活力。应强化为确保原材料等而展开的资源经济外交,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以加快技术创新,柔性化工资及工时制度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与熟练度,并强化工会的社会责任以阻断物价上涨与工资上涨的恶性循环。此外,为减少家庭负债,应减轻住房处置或交易的税收负担。
即便政府陷入民粹主义,韩国银行也必须守住重心。要牢记韩国银行的独立性正是为了充当反民粹主义装置,应警示滞胀风险,并促请改善实体经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