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09 | 연승 기자,성형주 기자

处理中小企业现场诉求1.4万件…“为后辈中小企业人,哪里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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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就任以来至今年年底,为解决中小企业、小微工商户的监管难题与困境而走访现场的时间达1761小时。到年底累计处理的监管事项将达1.4万件。

这是中小企业监察专员(副部级)朴柱峰四年间创下的记录。这些数字表明,现场那些因脱离现实的监管而饱受折磨的中小企业和小微工商户所说的“只要那位一出现就安心、就有期待”,并非夸张之词。中小企业监察专员制度诞生于2008年8月李明博政府时期,当时中小企业厅(现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报告称将通过放宽监管和事后措施指定中小企业救济监察专员,在现场检查中小企业相关监管的执行情况,并于当年12月推动修订《中小企业基本法》,次年即2009年3月施行令修订后该制度正式设立。修订后的施行令核心内容为“中小企业监察专员由在中小企业领域学识与经验丰富的专家担任,专门负责处理中小企业相关监管难题与诉求”,2009年7月首任中小企业监察专员李民和就任。

一听到有中小企业、小微工商户因监管陷入困境的举报便立即“奔赴现场”的他表示,中小企业监察专员是自己的“命运”。他强调:“中小企业监察专员既是为后辈企业家服务的机会,也是命运”,“回想起自己经营企业30年间每逢关口都因缺乏依靠而艰难的经历,我把中小企业监察专员当作一种命运来接受,就是要为企业家营造少走弯路的环境。”由此可见,他能连续四年消化这种“偶像级”行程的秘诀,正在于把它视为命运与使命。事实上,他在看到Seoul Economic Daily刊登的题为《上月受邀青瓦台的初创企业也因不符标准被“拒贷”》(2020年3月28日)的报道后,第二天便直奔现场。

尽管身为副部级高级公务员,他仍以从不推辞奔赴现场而广受好评。之所以坚持深入现场,是因为他坚信“答案在现场”。他解释说:“监察专员的角色就是解决难题的人,因此多听、多沟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不勤奋地跑现场、开协商会议,哪怕被人说成工作狂,企业切实感受到的监管改善也无法真正实现。”

他还表示,尽管2018年就任后至年底已处理1.4万件监管事项,仍感遗憾。因为同期又有1.5万件监管被举报。他深深叹息道:“稍微喘口气,期间束缚企业的监管不就又增加了同样多吗?”

他在最近距离目睹了因新冠疫情而比任何时候都艰难的中小企业与小微工商户。他回忆说:“最近在小微工商户、自营业者座谈会上,一位参会者边哭边恳请帮助,我心里非常堵闷”,“我也曾把那位小微工商户满含恳切请求的视频拿给主要当局者看,呼吁关注小微工商户的困难。”他表示,10月14日还曾向总理建议为小微工商户、自营业者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并补充说:“未必一定是因为我们的建议,但不久后确实出台了放宽社交距离的措施,实际上正在走向‘与新冠共存’。”他说,由于期待此前通过各种渠道传达的中小企业与小微工商户的困难被接纳、能够缓一口气,在听到转向“与新冠共存”消息的那一天,他甚至兴奋得难以入睡。

中小企业监察专员的角色,可以说“八成”取决于以灵活思维为基础的沟通能力。若再加上热情主动的执行力,则更是锦上添花。就这一点而言,正如他自己所说,朴监察专员算是遇到了“命运”。业界评价认为,在打破相关部门之间的壁垒、为化解中小企业监管难题而沟通方面,无人能及他天生的亲和力以及经营企业30年积累的老练与灵活。

事实上,他也曾凭借灵活的沟通能力,化解了最为棘手的金融领域监管难题。他解释说:“每次解决了难题和诉求,都感到无比高兴”,“比如中小企业若想获得1亿韩元左右的贷款,就必须向信用保证基金或技术保证基金申请保证,但因疫情销售额不增反减时,就无法获得贷款”,“反而按照规定,最坏情况下还会出现收回10%至30%贷款的事。”他还补充说:“在如同战争状态的疫情之下,几乎没有中小企业能符合贷款标准”,“我曾与韩国金融监督院等机构沟通,放宽了贷款监管。”在各方各执己见、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不愿承担风险的情况下,朴监察专员发挥灵活老练的沟通力,促成了共识。

预计从就任至今年年底,他累计处理的监管事项将达1.4万件。在众多监管与难题的处理中,他认为最难忘的是最近化解双龙汽车合作企业的困境。他说:“双龙汽车的一级合作企业约300家,二级合作企业约2000家,我得知它们陷入了困境”,“出于不能让合作企业破产的想法,我与技术保证基金、信用保证基金、国会、青瓦台等众多政府机构进行了协商”,“京畿道决定明年提供特例保证,信用保证基金也从10月开始实施。”

作为中小企业代表,他也是最了解中小企业处境的人物。因此,他把担任中小企业监察专员期间最想解决的难题,定为通过“中小企业获得应有价格”来缓解中小企业的人力短缺。中小企业大多向包括大企业在内的政府机构供货,却拿不到合理的供货价。正因如此,中小企业利润无法大幅增长,工资偏低,而年轻人又回避低工资的中小企业,恶性循环持续。他倾诉苦闷说:“我经营的公司在IMF救助金融之前的1997年,年薪大约相当于现代汽车集团员工的85%,差距不大,招人没有困难”,“现在只有40%左右,哪个年轻人愿意来,哪个父母愿意送孩子去中小企业?”他接着强调:“这正是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政府也应逐步提价,让中小企业拿到应有的价格”,“特别是要从公共机构开始,取消最低价中标制,转向‘最优中标制’。”

他计划更积极地运用监察专员的权限与职能之一——“劝告”。此前由于对监管的认识大为改善,不必动用“劝告”,在实务人员协商阶段建议就常被接受,因此“劝告”较少。考虑到与需要持续协商的对口部门的关系等,他确实较少打出监察专员的武器之一“劝告”牌。此外,从今年年底起还将开展检查活动,核查承诺改善监管的部门是否切实履行。其想法是把“售后服务”做到底,确认监管改善是否真正完成。

就任中小企业监察专员后,为化解监管难题而奔赴各地、连24小时都不够用的他,还在准备一部回顾录,来梳理那段激烈而充满热情的“作为中小企业监察专员的时光”。他透露,自己每天不曾间断记录的日记里,满满都是对化解中小企业监管难题的思考。

He is…

△1957年生于全南长兴

△2004~2019年 韩国钢结构合作社理事长

△2005~2015年 社团法人韩中经济协会副会长

△2011~2015年 中小企业中央会副会长

△2011~2016年 中小企业中央会中小企业社会贡献委员会委员

△2013~2015年 中小企业中央会内部交易对策委员会委员长

△2017年 东北亚和平经济委员会共同委员长

△2018年~ 中小企业监察专员(副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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