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监察部未经同意擅自对发言人的公用手机进行取证、面临“监控媒体采访”批评之际,有韩国大法院判例显示此类行为可能属于违法行为。
最高检察厅监察部以调查“举报教唆”“应对岳母文件”疑案真相为名,于上月29日从现任最高检察厅发言人徐仁善及前发言人权顺廷、李昌洙处任意提交获取了一部截至9月用于媒体应对的公用手机,并进行了数字取证。此事后来被曝光,引发程序违法争议。原因是监察部未将任意提交事实或取证情况告知作为监察对象兼手机实际使用者的前发言人权某。据称,徐发言人试图向权前发言人转告手机被扣押一事时,监察部以“泄露机密”为由予以阻止。
按照韩国大法院判例,这存在违法可能。韩国大法院第三部(主审大法官车汉成)在2011年5月26日的再抗告判决书中指出,侦查机关应在搜查当事人参与的状态下查阅手机等存储介质。
韩国大法院(主审大法官金昭英)还在2015年7月16日明确指出,取证时应保障搜查当事人或辩护人的参与机会,以防止擅自复制与嫌疑事实无关的信息。韩国大法院还指出:“侦查机关对电子信息的扣押或搜查,广泛包含与犯罪嫌疑无关的个人日常生活”,“与嫌疑事实无关的电子信息存在被违法用作其他犯罪侦查线索之忧,且侵害隐私秘密与自由、个人信息自决权、财产权等的风险较大,因此应在最小范围内进行”。监察部主张“已向现保管者即事务职员保障了参观机会”,但韩国大法院实际上将“受嫌疑者、实际使用者”界定为参观对象。
监察部很可能也已认识到违法可能性。据称,监察部在获取最高检察厅侦查信息政策官室电脑时,曾从当时的实际使用者职员处获取“任意提交同意书”,并让其参与取证过程。
法律界内外出现疑问:监察部不惜承受争议而强行取证,是否是为了对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前检察总长尹锡悦以及整体媒体采访实施监控。此外,还有人怀疑,在监察部进行取证后不久,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通过搜查扣押监察部获取资料,是否在暗中进行“外包侦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