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已获取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任检察总长时期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发言人所使用公用手机的取证资料。大检察厅上月对该手机进行了取证,而公调处在搜查扣押大检察厅监察部时获得了这些资料。法律界提出质疑,认为公调处试图规避正式执行程序而接收资料,同时批评其是否以监察为名义监视媒体的采访活动。
据法律界7日消息,大检察厅监察部监察三科于上月29日,就现任大检察厅发言人徐仁善及前发言人权纯正、李昌洙至今年9月用于媒体应对的一部公用手机,接受了任意提交。监察部表示,是在对“举报教唆文件”和“前检察总长尹锡悦岳母文件”进行真相调查的层面上进行了手机取证。同样在调查“举报教唆”疑云的公调处,于本月5日搜查扣押大检察厅监察部时获取了该资料。据了解,在取证过程中,徐发言人两度强调需要前使用者权前发言人在场见证,但监察部当时并未告知权前发言人进程便进行了作业。
法律界指出,大检察厅实际上进行了公调处的“外包式监察”“订单式监察”。有解读认为,公调处在举报教唆案件中难以找到可供证明的线索,便以搜查扣押监察部的方式绕道寻找侦查线索。也有推测认为,公调处避开直接搜查扣押大检察厅发言人手机的方式,与大检察厅之间进行了“暗中协商”。公调处相关人士划清界限称:“我们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了解大检察厅内部情况”,“所谓经过与大检察厅监察部事先协商后移交的质疑,是毫无根据的臆测”。
也有人担忧此举是否意在查看媒体的采访活动。此前,检方自权前发言人任职的2019年起,通过韩国法务部训令限制检察官与媒体接触,规定只有发言人及各检察厅指定的公关官等才可与媒体沟通。权前发言人批评称:“大检察厅发言人等检察公关官是检方与媒体之间沟通的唯一官方渠道”,“未经令状扣押工作手机、且未保障前任发言人的参与权,这一措施严重损害了令状主义原则和程序正当性”。他还补充说:“这自招了外界对其是否意图查探前检察总长时期与媒体关系全貌的疑虑”,“需要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不过监察部表示,被取证的手机此前已进行过3次设备初始化,因此未能恢复任何信息。并补充称:“此次取证严格限定于真相调查之目的,完全没有影响或限制媒体活动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