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05 | 여론독자부

[议题报告]制定民官收益分配“黄金律”…须终结50年开发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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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围绕大庄洞城市开发项目,全国上下议论纷纷。当国民在该城市开发项目所形成区域申购公寓、怀抱朴素的购房梦时,城市开发商却拿走了1000亿韩元这一天文数字的收益。以极少资本金获取数千亿韩元收益的资产管理公司已被列为调查对象。究竟属于违法还是不正当,将由法律裁判,但激起国民公愤是事实。

大庄洞城市开发项目在多个方面引发大量争议。首先,向民间过度分配开发收益是个问题。该项目是城南城市开发公社持有特殊目的公司(SPC)城南之庭“50%+1股”持股参与的官民共同项目。既然公共机构持有50%+1股,从外观上看就是公共项目。因此公共方面应获得开发收益50%以上的分配,并用于公共目的。然而,尽管项目结构在收益分配上对民间有利,却披着公共项目的外衣,以主要用于公共项目的土地征收方式取得项目用地。各类审批也因是公共主体而获得了审批拟制。此外,依据公共住宅特别法,公共宅地须建设50%以上的公共租赁住宅,城市开发法也规定公共出资50%以上的公共施行方须将建设量的25%以上建为租赁住宅。然而城南市最大限度利用现行制度,将租赁住宅比例下调10个百分点,使特殊目的公司能够分得更多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现行法律的局限。加之公共事业主体参与并征收了原住民土地,但所供应住房却规避了房价上限制,这也是制度漏洞。官民共同城市开发项目被视为民间宅地,不适用住宅法上的房价上限制,民间因此拿走更多收益。作为特殊目的公司的施行方城南之庭的持股结构也存在争议。城南城市开发公社持有51%+1股,其中93%以优先股发行。剩余7%为普通股,掌握经营决策权。据悉,一家名为华天大有、持股约1%且由一人100%持有的公司掌握全部决策权。城南城市开发公社虽为最大股东,却将公社收益按一定比例固定,其余收益设计为由资产管理公司分得。特别是优先股比例高,剩余利润全部分配给少数普通股。设计该结构时,以巧妙手法滥用金融技巧、房地产相关法令和施行制度,是问题所在。最后,开发收益回收的制度和规定不完善也是问题。

近来国会出现应限制城市开发项目民间参与方收益的声音。然而,对民间和地方自治团体的过度监管会导致民间收益率恶化、地方自治团体自主性受损,从而加剧项目的僵化并产生公共主导的副作用。对于地方自治团体的项目,也需要保障地方自治团体的自主性,应在法律中确立标准,使地方自治团体拥有权限并负责任地推进。土地是不可增加的资源,具有公共性,因此也需要防止民间企业过度获取开发收益。开发收益回收制度旨在回收土地产生的开发收益,防止土地投机并促进土地的高效利用。由于城市开发项目中出现各种特惠问题等争议,回收开发收益必不可少。

作为城市开发项目之一的新城开发,其鼻祖是江南开发。1973年,为促进首尔江南区一带的开发,以营造收入基础和改善生活环境为目的,由建设部予以指定。依据1972年制定的《关于特定地区开发促进的临时措施法》,1973年将永东1、2区划整理项目地区指定为开发促进地区。由此,永东地区的住宅及建筑物获得各类税制优惠。江南开发引发房地产投机,催生了“福夫人”这一新词,还曾被拍成电影《江南1970》。这部电影描绘了以江南开发为背景、套取房地产开发信息的人们膨胀自身财富与欲望的情形。对房地产投机的欲望至今仍在重复。汝矣岛与第1期新城、板桥新城、第2、3期新城等,城市开发不断进行。作为大规模宅地造成项目,第1、2期新城依据宅地造成特别法建设,此后第3期新城等大规模项目则依据公共住宅特别法推进。

城市开发或宅地开发项目一般有三种方式:依据宅地开发促进法的宅地开发项目、利用公共住宅特别法的公共住宅项目、通过城市开发法的城市开发项目。大庄洞项目是依据城市开发法开发的项目。城市开发地区面积在100万平方米以上由韩国国土交通部指定,以下则由地方自治团体首长指定。城市开发项目是依据《城市开发法》实施的项目。城市开发项目中,项目施行方可以征收及使用城市开发区域内土地等,或采用换地方式推进,也可混合施行,因此被作为相对高效的中小规模宅地开发方式加以运用。

宅地开发项目依据宅地开发促进法实施,目的是大量开发住宅建设所需宅地。该项目是将待开发土地全部收购后开发,并供应给住宅建设企业等的方式,因而是能够在短期内完成的开发方式。该地区的土地通过协议收购,协议不成时项目施行方可予征收。由此,土地所有者与项目施行方之间频繁发生矛盾。

考察外国城市开发项目的实际情况,美国由民间开发商主导项目,开发收益也全部归属民间。当然,即便民间设立项目金融投资公司(PFV)推进大规模城市开发项目,PFV的设立条件也很严格,要设立PFV须从项目初期起投入全部项目费用的30%以上。英国和德国主要由公共主导,民间消极参与。法国的新城主要由公共主导,已建成市区则由土地所有者协会等民间承担。当然,政府也向民间业者提供各类资金支持、税制优惠等支援。日本由公共或土地所有者协会作为主体施行,宅地开发商也竞争性地参与项目。特别是拥有大型开发商的日本,形成了开发房地产后不以销售为主、而是持有并负责运营管理的经营体系。日本代表性的城市再生项目东京中城,由大型开发商主管项目,直接募集投资者,并实施从项目规划、施工到竣工后管理的一体化体系。

分析这些海外案例具有启示意义。第一,公共固然重要,但民间参与也十分活跃,并为引导民间参与提供各类金融支持、税制支持等优惠。第二,保障民间开发商的经营利润,必要时不按城市规划开发,而是与地方自治团体协商,使独创性的城市开发成为可能。

综合考虑我国城市开发项目的现状、大庄洞开发项目的问题以及外国案例,现在有必要改善制度,防止再次发生大庄洞式事态。第一,应建立防止过度垄断开发收益的制度性装置。城市开发带来的收益应公平分配。这是通过征收进行城市开发获得正当性的必要前提。第二,为避免此次事件导致民间参与萎缩,有必要引导一定比例的经营利润归于业者。第三,有必要强化对城市开发项目的支援、指挥、监督职能。现行制度下监督体系未能运作,因此需要加以补充。第四,不应继续强迫土地所有者作出牺牲,而应改善制度,使共同项目或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等间接投资手法得以运用,让原土地所有者能够共享开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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