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认为,政治家和官僚打着为国家工作的旗号,实际上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正因如此,部门规模不断膨胀,财政陷入赤字。我们的官僚又如何呢?即便布坎南的理论成立,也不能贬低压缩式增长过程中官僚的作用。从引领“汉江奇迹”的前经济首席秘书吴源哲,到全斗焕政权时期的前经济首席秘书金在益、外汇危机时期的前金融监督委员会委员长李宪宰,再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前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尹增铉。韩国经济的每一个节点都浸透着优秀官僚的思考与热情。“官就是为了治而存在的”——前官僚的这句话虽厚颜而可憎,但反过来看,也透出对政策和业务的自尊。
看着政府的家庭负债对策,不禁思考今天的官僚。家庭债务成为话题已超过20年。在外汇危机冲击下失信者超过340万人之后,家庭负债成为经济的暗礁,历届政府都将其列为主要课题。除了用信用卡强行刺激经济的那段时期,各自的处方都阻止了家庭负债动摇经济根基的局面。
进入文在寅政府后,家庭负债政策变得糟糕至极。事实上,全球危机后释放的流动性,直到本届政府初期仍未被妥善回收。政府本应从一开始就建立回收过剩资金的体系,却对此视而不见。在政权轻视金融的氛围中,家庭负债问题也远离了政策中心,金融沦为为压制房价而打补丁的辅助工具。新冠疫情之后又投入更多资金,病灶进一步扩大。当然,面对经济危机,输液是不得已之策,不能因这种处方就骂其为庸医。
问题在于此后。政府至少应在去年年末调整轨道。在各国政策框架转向“后疫情”之际,家庭负债政策也应寻找转折点。去年二季度末为1637万亿韩元的家庭债务在三季度末增至1682万亿韩元时,不,即便升至四季度末的1728万亿韩元之时,机会依然存在。虽然已晚,但若不是局限于家庭债务的微观处理,而是采取涵盖整体经济的宏观应对,完全可以克服。
政府也曾想过。经济副总理洪楠基在去年圣诞节前三天举行的房地产长官会议上表示,将于今年第一季度推出“家庭负债管理先进化方案”。第一季度是银行摆脱总量管制、重新发力贷款的时点,若加以控制本可见效。但官僚集团中无人挑起这个担子。或许是担心收紧贷款会毁掉4·7补选,结果家庭债务仅在第一季度就增加了37万亿韩元。房价与负债同时上涨的最坏局面,可以说是政府自己造成的。
更令人遗憾的是选举之后。补选结束前后,全球经济正热议紧缩。韩国也出现了下半年上调基准利率的议论。政府在动用宏观政策的大刀(加息)之前,本应先启用抑制贷款的微观手段,却撒手不管。何况加密货币也掀起投机狂潮,官僚们却为不愿承担主管部门职责而打起乒乓球。他们认为一旦出事就会被追责,于是不愿沾上“脏血”。这是典型的“政策邻避现象”。在此之际,表示即便挨骂也要动手处理家庭负债问题的,正是如今的金融当局掌门人。
历史上没有比“如果”更虚无的词。尽管如此,家庭负债政策无论回味几次都令人惋惜。哪怕早一年启动,债务规模也不会在短期内飙升逾100万亿韩元,房价也不至于达到“疯狂水平”。即便造成这样的局面,经济掌门人仍在延续“最长任期”头衔,金融官僚们则在公营企业掌门人的位子上安享厚遇。此刻,他们作为官僚,又感受到多少使命意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