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在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说法。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学者不断重复这一表述。中国共产党政府据此主张,中国住房问题已被明确定调。当然,这话本身无可厚非。古今中外,至少在公开场合,没有人会说“房子是炒作对象”。问题在于以何种方式抑制炒房、稳定房地产市场。这正是房地产保有税问题被推到前台的原因。
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总理李克强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显露出其中一部分纠结。工作报告中涉及住房问题的内容如下:“(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原则,)要稳地价、稳房价、稳市场价格。切实解决好大城市突出的住房问题,通过扩大土地供应、安排专项资金、集中建设等办法,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缓解住房困难。”
文字很长,归结起来就是要增加住房供给。其中丝毫没有提到要查处和惩罚房地产炒作。要遏制炒房,就必须减少投机性的大量购房与持有。多数国家采用减少投机资金贷款、抑制房地产持有的方式。而中国目前尚无抑制持有的政策。
中国政府去年在化解新冠疫情冲击的过程中向市场投放了巨额流动性。虽然本意是面向实体经济,但一如往常,资金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当时不时有报道称,一些企业以运营资金为名获得资金后购置土地和住房。由此,在经济衰退之中房价却涨上了天。租赁经营者固然高兴,但承租人的痛苦加剧。刚步入社会寻找安身之所的年轻人的挫败感近乎绝望。
据彭博社报道,5月12日,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相关人士在北京聚首,就以引入保有税为核心的房地产税展开讨论。据悉,房地产税相关高层负责人全部聚齐开会,这是首次。当时财政部部长(部长级)刘昆表示“房地产税立法有望在‘十四五’期间(2021~2025年)完成”,显得颇有信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要推进共同富裕”,并称“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为此助力。
但截至目前,情况远不及最初预期。原因在于最终必须完成法制化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态度含糊。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23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此次“决定”中,全国人大允许政府(国务院)在考虑房地产市场状况及土地活动等因素的基础上,选定房地产税适用试点地区,在“十四五”期间试行检验房地产税的效果。不过房地产税的征税对象限于城市的居住用和非居住用房地产,农村土地和住房不在其列。
也就是说,这并非引入房地产税,而是要在未来5年内好好观察房地产税的效果。这也是外界预计房地产税的引入将推迟至2025年之后的原因。此次“决定”规定“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试点地区地方政府要建立科学可行的征收管理模式和程序”。
全国人大并非独立机构,而是把共产党的决定直接法律化的组织。那么,在习近平的表态与全国人大此次“决定”之间的两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契机动摇了号称天下无敌的习近平的最初想法?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期报道,房地产税的引入遭遇了超出预期的强烈抵制。此前习近平把在全国范围推广房地产税的任务交给了副总理韩正,但共产党内部讨论的结果显示,不仅党的领导层,普通党员也压倒性地对房地产税表达了否定看法。
相当多人担忧,若因税收导致房价暴跌,消费者支出也会随之骤减,可能对整体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华尔街日报》解读认为,最终计划被修改为缩小房地产税适用对象的方向。
中国的房地产相关税收究竟是何状况,才会引发这样的争论?房地产税指的是对土地、住房、建筑物征收的税。越是发达国家,保有环节的税越多,借此禁止非生产性的过度持有。相反,中国在保有环节实际上几乎没有税。整体税率并不算低,但大部分税收都集中在交易环节。
这正是中国房地产炒作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举例来说,假设购买新建住房。首次购房要负担各种杂税,税率较高。但由于没有保有税,只要持有住房就能获利,因为中国房价一直在上涨。只要不断买房、等着房价上涨就行。
例如,广东省深圳的住房均价从2011年每平方米不足2万元人民币(约合360万韩元)涨至目前的9万元人民币(约合1600万韩元),涨幅约400%。“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投机者总是赢家”几乎已成常识。
多套房持有者在持有过程中也几无税负,因此把房子周转出去收租金的必要性不大。在号称追求平等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有人拥有数百套房、有人一套也没有却要负担高昂租金的现象。
中国房地产税的扭曲是“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策的产物。中国在1949年实现共产化后,将所有土地和建筑物等房地产国有化。此后个人居住在国有企业提供的住房中,只需支付少额租金。分配到的住房属于国有,自然无需纳税。
随着所谓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推进,国有企业的住房被转让出售给个人。正式的个人住房所有权到1998年才开始。不过在此过程中,房地产权利被二元化:土地所有权留在国家手中(即土地国有制),个人只拥有土地使用权,并在其上建造建筑物。
国家认可的土地使用权有效期最长为70年。也就是说70年后国家可以收回。(所幸期限尚未到来)在中国交易的住房或建筑物,正是这种使用权。
土地所有权在国家、个人只有使用权,因而不能对个人征税的逻辑就是这样形成的。关于土地国有制的主张比想象中更强硬。原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表示“国有土地不能征收保有税是重要的法律原则”,“建筑物可以由个人所有,但(其下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问题随着2000年代以后房价暴涨而爆发。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成长,房地产(即使用权)价格涨上了天,贫富差距也随之扩大。在没有保有税的情况下,有资金或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人借钱买房,这又进一步推高了房价。买房囤房的人坐着就成了富人。住房好卖,建筑企业不断扩张业务,这在过去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跳板。
房价涨得太高,成功搭上房地产市场这班车的人与没能搭上的人之间不平等加剧。房价暴涨的城市与未暴涨的农村之间的地区差别也进一步加深。最大的冲击来自新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的挫败。结果是生育率下降与人口减少危机。他们虽然进了职场,却陷入一个月工资连房租都付不起的境地。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韩国或日本的三分之一,但首都北京的房价却比首尔和东京更贵。
于是出现了必须抑制房价上涨的主张。保有税支持者在理念问题上也找到了突破口。他们援引其他国家的案例,提出在公共土地上建造的住房同样可以征收保有税的依据。当然,这种主张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多少有所不同。
现实能否战胜理念?2011年,重庆和上海启动了保有税试点。在炒房和房价暴涨导致舆论恶化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姑且打算先试一次。不过重庆和上海的保有税征收对象仅限于高档豪宅。即便如此,也因征税对象者的反弹,至今未得出任何结果,处于不了不了的状态。
综合当地报道和相关人士的说法,持有房地产的中国老一代人大多对征收保有税持否定态度。在股市等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中国,个人资产的60%堆积在房地产上。房价上涨资产就增加,房价下跌资产就减少。也就是说,《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强烈抵制”,指的正是这些房地产既得利益阶层。
有趣的是,这些人也正是当前从下方支撑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群体”。当然,他们并非原封不动地接受土地国有制这一中国式社会主义理念。他们支持,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治下自身财富增加了。不过作为支持的依据,土地国有制成了重要的论据。
中国共产党似乎陷入了进退两难。强行推进房地产税会失去支持群体,而若放弃,则可能提前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时点。更何况,若全面引入保有税,承担税负的房主还可能有理由要求对该住房及土地的完全所有权。这可能成为动摇“社会主义”中国根基的尝试。
近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断恶化的萎靡使局势更为复杂。房地产开发商恒大的破产危机如多米诺骨牌般波及其他房地产企业,中国房地产市场正急速降温。据彭博社统计,9月中国住房均价下跌0.08%,这是6年来首次。此前在新冠冲击中撑住的住房市场,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
看来方向上仍会以推进房地产税试点等方式走向引入。因为这是习近平等共产党最高层的承诺,不可能当作没有发生过。其他国家的案例证明,为实现房地产市场正常化,一定程度的保有税是必要的。
香港《南华早报》在相关报道中称“为阻止房地产炒作而限制供给、审查购房者,已被证明没有效果”,“要打破投机氛围,迫切需要更好的方法”。
不过,若全面引入房地产税,中国预计将遭遇海啸般的冲击。随着盲目的建设景气扩张停下,恐将经历一场大阵痛。此前《华尔街日报》发布的研究调查结果称“中国已售出却如空屋般被闲置的住房约有1亿套”。由于没有保有税,房子可以不出租而空置。反之,一旦征收保有税,这些房子很可能作为待售房源涌向市场。
中国政府整体的税收结构也不得不改变。在没有保有税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无法正常征税,取而代之的是以低价征收土地,卖给恒大这样的房地产开发商。由于土地国有,征收比其他国家更容易。这类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总财政的30%~50%。
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可开发土地日渐减少,如今这种土地出让也已触及极限。这正是寻找稳定财源的中国政府把目光转向保有税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研究员易宪容表示“要解决如雪球般膨胀的负债危机,就必须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
/北京=特派记者 崔守文 chsm@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