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公司与公共机构B公社签订了在三年多时间里分批供应电力机车的合同。双方按照最初的招标条件,在合同中加入了排除《国家合同法》上因物价变动而调整合同金额制度的“特别约定”。但物价上涨后,A公司要求B公社因物价变动而增加合同金额,B公社则以合同中存在排除该制度的特别约定为由拒绝了A公司的要求。A公司能否以其与B公社签订的合同中排除合同金额调整制度的特别约定属于《约款规制法》上的不公平约款为由,主张该约定无效?
以国家或公营企业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是国家或公营企业作为私经济主体、与对方处于对等地位签订的私法上的合同,本质上与私人之间的合同并无不同。因此,除法令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在相互对等的立场上依当事人的合意签订合同,当事人应按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内容,即原则上适用私法自治与合同自由原则等私法原理。
《约款规制法》上的约款,是指不论其名称、形态或范围如何,合同一方当事人为与多名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而以一定形式预先准备的合同。若属于《约款规制法》上的约款,则适用该法;若属于该法上的不公平约款,其内容可能无效。
首先,《国家合同法》虽规定应因物价变动调整合同金额,但对以不同内容签订的合同效力是无效还是有效并未作出规定。不过,考虑到以公营企业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性质、《国家合同法》上因物价变动调整合同金额规定的内容与立法意旨等,不能认为其禁止或限制公营企业基于与合同相对方的合意附加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生效的特别约定;且依私法自治与合同自由原则,难以轻易认定此类特别约定无效。
但不当限制合同相对方合同利益的特别约定不具效力,而要认定某项特别约定因不当限制合同相对方的合同利益而无效,仅凭该约定对合同相对方多少不利尚不充分。此时,须认定公营企业违背合同相对方的正当利益与合理期待,约定了违反公平的特别条款,从而不当地使合同相对方受到不利。
对此,韩国大法院认为,A公司本应预见物价上涨的可能性,故难以认定该特别约定违背A公司的正当利益与合理期待;并认为因物价变动调整合同金额的制度在物价下跌时也可能带来减少合同金额的效果。因此,基于A公司因该特别约定丧失合同金额增加的期待、同时也摆脱了合同金额被削减的风险等理由,判断A公司与B公社签订的该特别约定难以认定为无效。也就是说,认为该特别约定虽属于《约款规制法》上的约款,但难以认定为不公平约款。
公营企业参与电力、燃气、自来水、住宅等多个领域的市场,对交易惯例和国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并作为公共事业的发包方或公共服务的供应方以及主要公共设施的所有者,依公共合同与众多分包企业或消费者、承租人进行交易。在此情况下,与国家或公营企业等签订合同时,若认为合同内容中的部分条款不当不利,有必要审视其是否属于《约款规制法》上的约款;若属于约款,则需确认是否有依事实关系主张其为不公平约款而不具效力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