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首尔城北区城北洞发现一名70多岁的母亲郑某及其三个女儿死亡。信箱中堆满了信用卡公司、信用信息公司寄来的各种账单和债务履行通知书等。这就是“城北洞四母女事件”。同年9月,大田发生了一对40多岁夫妇与小学生、幼儿园子女死亡的事件。现场发现遗书写道:“因高利贷欠债很多,又被诈骗,经济问题令人难以承受。”“方背洞母子事件(2020年)”“松坡三母女事件(2014年)”等数不清的悲剧,只是换了主角,却在无限重复。虽然各有各的故事,但有一点看来是明确的:被债务堆逼到极端的生活困境,贯穿着这些被命名为“某某事件”的悲剧。
事实上,即使卖掉全部财产也还不清债务的高风险家庭正在不断增加。2012年为20.8万户的高风险家庭,去年猛增至40.3万户,翻了一倍。更危险的信号是,无业家庭在全部高风险家庭中的比重,从2018年的13.1%上升到去年的16.4%。在经济衰退叠加新冠疫情之下,连工作也丢了,坐在原地债务却只增不减,被困在恶性循环之中。
即便是手中还握有资产的人,也在贷款的泥潭中挣扎。今年第一季度,有住房抵押贷款的人中有43.9%同时背着信用贷款。新增住房抵押贷款者中同时申请信用贷款的比例也高达41.6%。在房价、jeonse价格飙升之下,“掏空灵魂”借贷买房、“借债炒股”的20~30岁青年群体的负债负担已超出正常范围。截至第二季度末,20、30一代的家庭负债余额为488万亿韩元,占全部家庭负债的27%。去年向法院申请破产的20多岁青年人数创下自2011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值,这一消息让人产生今后情况将进一步恶化的阴郁预感。
受新冠疫情直接冲击的自营业者境况更为可怜。截至第二季度末,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自营业者达250.5万人,余额达858.4万亿韩元。其中多重债务人为140.6万人,超过自营业贷款人的一半。多重债务人贷款规模大,又以债养债,最终很可能走向崩溃。这不能不说是以债维生的大韩民国的自画像。或许这正是掀起全球热潮的电视剧《鱿鱼游戏》必然诞生于韩国的原因。被拉入游戏场的被解雇劳动者、基金经理、脱北者、外籍劳工等人,各有各的故事,但都是背着无法承受的债务、跌到谷底的“失败者”。《世界报》分析称:“《鱿鱼游戏》的背后,隐藏着日益不平等的韩国社会的病痛。”尤其令人心痛的是,报道补充指出,韩国家庭负债飙升至亚洲最高水平,2014~2018年在麻浦大桥结束自己生命的800余人中,多数处于债务重压之下。
如果说电影《寄生虫》通过地下、半地下、一层、二层等按垂直标准划分的空间象征阶级之间的鸿沟,那么《鱿鱼游戏》则是走向无限竞争的韩国社会的缩影,也是对“负债共和国”大韩民国的一份控告书。文在寅政府2017年上台时曾将家庭负债总量管理列为国政课题,并承诺“将构建一个不用借债也能生活的社会”。但结果却走向了“必须借债才能(买得起一套房)生活的社会”,最终变成了“(因贷款管制)想借债也借不到的社会”。各处都传出失败者的呼喊:哪怕有《鱿鱼游戏》,也想以性命为抵押去参加,从令人厌烦的“负债共和国”中逃脱。现实如剧,剧如现实,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