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20 | 권구찬 선임기자

“把房地产政策失败歪曲为市场失灵,用不可信统计自我合理化”[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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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是政策的出发点。用错误的统计来制定经济政策,怎么可能做好。”

前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金俊经在与Seoul Economic Daily进行的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反复强调经济统计的重要性,并介绍了KDI成立之初经历的“库兹涅茨冲击”。据说,1972年4月出席KDI开馆纪念研讨会的哈佛大学教授西蒙·库兹涅茨,对KDI首席研究员们发表的研究成果给出了“不可信”的震撼评价。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教授认为,由于KDI研究团队引用的统计在资料来源和准确性上缺乏验证,研究结果缺乏可信度。这位前院长提高声调表示:“政府不承认房地产政策失败,反而将其误导为市场失败,并用可信度低的统计加以合理化”,“结果供给对策被延迟了约三年,国民正承受巨大痛苦。”年底即将从KDI国际政策大学院退休的他,在位于首尔东大门区弘陵的KDI旧别馆(现韩国经济发展馆)接受了采访。

-在政府对资产泡沫发出警告之际,经济副总理洪楠基甚至提到了“灰犀牛”危机论。

△资产泡沫论的背景是长期超低利率。这虽是全球共同现象,但韩国有其特殊性,即还叠加了政策失败造成的泡沫。是给房地产点火的政府自己招致的。“灰犀牛”是指若忽视或未能应对便会带来巨大风险,政府为何不在平时以正确的政策加以管理?我不知道韩国企划财政部在做什么。

-您长期在KDI观察企划财政部,如今怎么看?

△感觉已沦为单纯的政策执行部门。部门名称中所含的“企划”不见了。很难看到长期视角的未来政策。在有效分配有限预算、统筹协调经济政策的“控制塔”职能似乎也消失了。以短期对策为主,忙于给政治议题善后。经济政策的企划、协调、执行、反馈等治理体系崩塌了。

-难怪会被批评为“青瓦台政府”。企划财政部似乎有其局限。

△令人担忧的是,经济政策的政治化正固化为结构性风险。以失败告终的收入主导增长就是如此,错误的房地产政策导致房价暴涨。在第21届国会选举前,对包括16个社会间接资本(SOC)设施在内的23个公共投资项目一揽子豁免预备可行性调查,是经济政策政治化的典型案例。按地区分食式的豁免是为选举拉票的行为,使代议制民主政治大幅退步。预备可行性调查制度被架空之际,经济逻辑随之消失,导致“分肉桶”(pork barrel,即讨好性预算)政治横行。

-如果只看经济性,地方SOC项目就难以推进。

△预备可行性调查并不只看经济性,也考虑区域均衡因素。制度也一直朝这个方向演变。有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韩国此前推进了相当多的SOC项目,投资的生产率提升效果(边际资本生产率)非常低。公路和机场接近于零。这意味着投资效率高的SOC对象并不多。

-感觉KDI在发掘政策议题等方面的影响力减弱了。

△KDI的使命在于通过科学分析和实证研究支撑国家发展战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针对全球1.1万余家智库进行的“2020年全球智库评价”中,KDI位列世界第15位(除美国外第5位),在亚洲则稳居第一。但政府并不愿意利用在海外获得认可的KDI智力资源。由于对长期国家课题和科学分析不感兴趣,既不委托也不希望做这类研究。似乎是在架空KDI,把它当作麻烦的存在。难以为被孤立的KDI研究团队提出愿景,这一现实令人遗憾。

-现任KDI院长是收入主导增长政策的设计者。

△这个问题我不想谈。

-作为经济学家,您如何评价文在寅政府的经济政策?

△韩国是实体与金融两方面开放度都非常高的国家。文在寅政府忘记了高度开放的经济,扭曲了市场经济,把意识形态摆在前面。结果招致政策失败、政府失败。更大的问题是,不承认政府失败,反而误导为市场运行不正常的市场失败,于是进一步加大政府干预的力度。若维持这样的治理体系,就没有办法解决提高潜在增长率、创造就业、收入两极化等韩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错误的政策被不可信的统计合理化了。

-所谓不可信的统计,是指住宅价格统计吗?

△收入主导增长失败后,政府没有改变政策,而是更换了统计厅厅长。收入分配反而恶化后,更换统计负责人,随后改变了家庭收支动向调查的样本和调查方式。政府依据韩国国土交通部下属韩国不动产院(原韩国鉴定院)的统计,拿出国民不相信的数字,扭曲了住宅价格暴涨的现实。其中明显可见意图性。

-请具体说明。

△韩国不动产院统计与KB统计的偏离太严重。两项统计过去不存在这种偏离。即便在住宅价格暴涨的卢武铉政府时期,也观察不到两个指数的偏离。但从2018年末开始出现涨幅差距,自2020年下半年起急剧扩大。最近一年间涨幅偏离达到3至4倍。相反,五大广域市的情况下,无论现政府还是过去政府,都观察不到两项指标的偏离。比较公寓平均买卖价格会更清楚。不动产院的指标在现政府期间每次进行四次样本修正时都会突然跳升,与KB指数走势相近。作为经济学家来看,这种统计偏离是不可能出现的。政府统计从未如此受到怀疑。政府利用这一统计掩盖房地产政策的失败。这只有在封闭经济中才可能发生。应在韩国监查院层面查明此前的经过。

-展望韩国经济的未来,您属于乐观论还是悲观论?

△我认为取决于能否解决低出生率问题。低出生率现象中隐含着就业、住房、教育等韩国社会面临的几乎所有结构性问题。迄今为止的低出生率对策以现金性支援为重点。但根据首尔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金大日的研究结果(2016年),子女数量在不同收入水平间几乎没有差异,并且在所有收入阶层同样下降。这一结果表明,资金支援的实效性偏低。结构改革因担心失票而被忽视,政治人物只看眼前的选举,主张先投入财政。若能恢复国家治理并妥善应对低出生率现象,未来尚有希望,但我看得较为悲观。

-明年下届政府上任的时期正与全球货币紧缩期重叠。

△韩国经济在实体经济规模上被承认为世界第10位的发达国家,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仍停留在新兴市场国家地位。这意味着韩国经济对外部冲击脆弱。这是非关键货币国的局限。目前积累的外汇储备远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议标准。但这只是危机时对外支付和稳定金融市场所需的最低标准,并非消除危机发生风险的绝对标准。确保与关键货币国的连接纽带很重要。下届政府应加强同盟外交与经济外交,推动与美国、欧洲等主要国家的货币互换常设化。

/chans@sedaily.com

He is … 1956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首尔大学计算统计学系,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1990年起进入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历任宏观·金融研究部长、副院长和院长。2008年还担任过青瓦台金融秘书官。其父是朴正熙政府时期任职最长的青瓦台秘书室长、已故的金正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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