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14 | 박준호 기자

[书架]新冠时代,公民的自由与义务如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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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期间,各国政府将疫苗接种推荐到近乎义务的程度,并将“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强制化。但反对这些措施的声音也不少。在德国、法国、英国等地,不少人摘下口罩、举着“宁愿死于新冠”的标牌示威。他们主张,国家不应干预私生活,应把防疫措施交由个人自主决定。

德国代表性的大众哲学家里夏德·大卫·普莱希特在新书《什么是义务》中,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审视这种抵抗,并思考新冠时代国家的角色。作者关注的是“义务”这一议题以及试图拒绝它的“去义务”现象。高呼去义务的人认为,新冠时期国家的行为就如同不当地折磨子女的权威型父母。但作者断言:“康德的‘绝对命令’——不要把自己不愿从他人身上承受的事施于他人——同样适用于传染病。”他还反问:“如果连保持距离的规则和在脸上挂一小块布都如此愤怒,那么为了阻止全球气候灾难而要求市民接受远为严厉的限制和行为改变时,究竟会发生什么?”

据普莱希特所述,国家在经历市民革命后把统治目标修正为“市民的幸福”,从而成为照护市民、应对困难的存在。此外,随着管理作为提供劳动力和消费商品的经济主体的国民之必要性增大,系统性地管理国民身体、健康、寿命和人口的“生命政治”出现了。新冠局面下国家的防疫措施也可用生命政治的概念来解释。问题在于,随着资本主义高度化,所有成员都朝着自由最大化、义务最小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市民越是沉溺于经济利益,市民的政治意识就越淡薄,社会也就越病态。变成消费者的市民被利己心而非共同体意识所支配,甚至判断“如果国家不按我的设想去做,就可以撕毁与国家的内在契约,抛弃公共善的义务”。

作者指出,把义务视为使用国家服务所付出的成本,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在古代和中世纪,义务意味着照护与保护、对共同体的参与与奉献,其本身就是宝贵的社会资产。尼采也曾将“义务”界定为“他人对我们的权利”。作者认为应当认真思考重新提升市民共同体意识的方案,并建议引入“社会义务服务”,即在一定期间内为共同体承担每周15小时左右的奉献义务。他还指出,在新冠不安消除之后,“政治家们自身应把疫情期间行使的强大权力归还原点”,现在的国家干预必须被视为绝对的例外状况。1万38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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