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善意铺成的。”
这是碳中和委员会近期表示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2018年减少40%后浮现的一句格言。事实上,碳中和委员会本月8日就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NDC)上调方案表示:“综合考虑气候危机的严重性、我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作用等,有必要制定NDC上调方案”,颇为自豪地展示了自身的善意。
但碳中和委员会的发布中,没有关于被推算为天文数字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具体说明。尽管这些都要由国民承担。专家预计,NDC急剧上调的副作用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就业减少、电费上涨、部分工厂停产、大规模停电等。
尤为重要的是,各国都把能够最大化本国碳减排效果的时点作为碳减排基准点,而韩国政府却把出口创历史第一(6049亿美元)、国内产业处于最景气时期的2018年作为基准,从中可见“战略判断的缺失”。特别是,有批评之声质问,无视韩国产业和发电结构而超速推进的NDC上调“是为了谁”。
据碳中和委员会等12日消息,韩国到2030年须年均减排4.17%的温室气体。相反,以1990年为基准年的欧盟(EU)到2030年只需年均减排1.98%。英国的年均减排率为2.81%。以2005年为基准年的美国为2.81%,以2013年为基准年的日本为3.56%。韩国的减排率高得压倒性。
主要发达国家都把经济负担最轻的时点作为碳减排基准年。日本就是代表。日本提出的基准年2013年,正是受当时福岛核电站事故影响、日本国内核电发电比重跌至0%区间的时点。核电尽管存在废弃物处理等部分问题,但不排放温室气体,正重新受到关注成为环保发电来源。实际上日本决定到2030年把核电发电比重提高到22%,以减少煤炭或液化天然气(LNG)产生的温室气体。
英国也一样。英国把1990年接近20%的制造业占GDP比重,去年降至个位数水平。过去30年通过强化金融和服务部门竞争力,实现了向“无烟囱产业”的体质转型。在发电部门,英国化石燃料发电比重1990年高达90.6%,去年则受风电等新再生能源比重扩大影响,把化石燃料发电比重降至一半以下。欧盟和美国也基于能源供需体系、产业结构变化等变量,提出了NDC达成的基准时点和目标量。可以说是彻底考虑本国产业和发电结构后战略性地选择了NDC。
与此相反,韩国去年制造业比重为28.4%,显著高于欧盟(16.4%)和美国(11%)。可以说韩国产业界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负担格外沉重。韩国汽车产业协会、韩国汽车产业合作社、全国金属工会联盟等3个团体当天还向碳中和委员会提交意见书,认为考虑到对汽车产业生态和就业的影响,有必要放缓无公害车辆普及速度。
在钢铁、化学等主要产业部门忙于“追赶韩国”的中国,反而公开宣称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仍将增加。这正是有人担忧韩国政府上调NDC最终可能“为中国做好事”的原因。
在发电部门,由于文在寅政府实施的“不问缘由的脱核电”,韩国今后的温室气体减排负担相当沉重。预计2030年核电发电比重尽管有新韩蔚1、2号机组投运,但受脱核电导致的老旧核电站关闭政策影响,将与2018年持平。
碳中和委员会决定,为替代煤电减少部分等,把2019年仅为5.6%的新再生能源发电比重在2030年提高到30.2%。问题是,以太阳能、风能等新再生能源为中心的发电战略,考虑到韩国的纬度和气候等因素,效率大幅偏低。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需投入数百万亿韩元的储能装置(ESS)扩建及追加输配电网建设负担。
一位出席碳中和委员会会议的产业界人士表示:“据了解,与我国由环保团体等主导讨论NDC不同,海外是由专家集中分析各部门影响后设定的,因此经济上的可接受度较高”,“政府执着于碳中和先进国家这一‘虚名’,却对国民‘生活质量’的下降置之不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