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听到伊凡·伊利奇去世的消息时,想到的并不只是由此带来的职位变动和升迁。正如任何人听到身边人去世时一样,他们内心也感到一种安慰。
“死的不是我,而正是那个人。”——托尔斯泰《伊凡·伊利奇之死》
1886年首次出版的托尔斯泰短篇《伊凡·伊利奇之死》,以主人公伊凡·伊利奇的死讯传到同事们耳中开篇。尽管亲近的同事去世,他们的日常却丝毫未受动摇。只是觉得要远赴吊丧的奔波颇为麻烦。一个人的存在消亡的瞬间,与那片刻哀悼同行的,是盘算死者的缺席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是预测谁能打破组织内的权力平衡、占据上诉法院法官的位置。就连最要好的同事,也为四十五岁的伊凡·伊利奇之死将给自己带来的新机会而兴奋。
如果把主人公的死换读为“他人的离职”,感觉如何?是的。尽管遗憾,但自己这次活了下来,这一事实被视作比什么都幸运。人们甚至公然议论“那个人离职后谁会接替他的位置”。像伊凡·伊利奇和他的同事一样,我们也在遗忘自己终有一天要离开现在的组织、即迎来退职这一事实的同时,彼此警惕、彼此争斗。这是小说般的现实。
“被裁的不是我,而正是那个人。”
在连医生都不明确告知病名的情况下,逐渐察觉病情严重的伊凡·伊利奇否认自己患病这一事实,对最亲近的家人和熟人感到委屈与愤怒,有时怀抱毫无根据的希望,或无尽地期待如同幼儿般的照护。只有在反复经历这一切之后,他才把死亡临近自己这一事实当作现实接受。这一过程正如长期研究死亡的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zabeth Kubler Ross)所提出的“死亡五阶段”所描述的那样。死亡五阶段把一个人接受突然降临的死亡直至视其为现实的过程,定义为“否认、愤怒、妥协、抑郁、接受”五个阶段。这是在各个领域都被有说服力地应用的研究,突如其来的非自愿退职经历也不例外。
在韩国,退职意味着什么?并不是许多人想象中“再也不必担心周一上班的解放之日”。它超出了词典义“从现职退下”的含义,也不同于指“退出一线、不再工作的状态”的退休(retirement)。其背后是不得不在自己并不愿意的时刻突然面临退职的冷酷现实,因此很多人会经历与上述“死亡五阶段”类似的冲击。此外,由于复杂心事连对亲近之人也难以倾诉的社会氛围,退职当事人往往长期承受心理上的痛苦。
尤其对于以大企业为中心的雇佣结构下、把终身职场视为当然的几代人而言,退职被视为“来自公司的背叛”,或“社会对自己能力与存在本身的否定”。
即便是许多人的榜样、达成了作为职场人梦想的1%成功的最高经营层,要把退职之后当作日常来接受也需要很长时间。平均需要2~3年,长则7~8年以上,还有不少人困在过去的地位中无法准确认识现实。即使看似在退职后找到了新目标,当退职的那个季节再次来临,或在与前同事的对话中,退职瞬间的冲击也会复活,呈现回归过去心理状态的倾向。可见,退职是一种大幅动摇此前所信奉的人生方向的冲击性经历。
从2021年开始,超过700万名婴儿潮一代的退职潮已经开启。紧随其后的586一代和X一代也无法从这一现实中脱身。更何况过去两年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的新冠疫情,必将加速雇佣结构的不确定性。面对唯有不确定性才是确定的现实,我们在想象怎样的退职?
正如伊凡·伊利奇所迎来的死亡现实一样,尽管知道这是终有一次要面对的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们却无法想象之后的旅程。无法想象的事,也无法预先计划。然而,为了退职之后的人生,真的什么都无法准备吗?难道要像至今那样,等到某天突然降临,才在死胡同里结束对公司的单恋吗?人们说,一边想着退职一边上班的公司不可能愉快,而忙于眼前的工作也根本没有空闲去想退职之后。那么,每天心怀辞呈踏上上班路的众多我们,如今究竟幸福吗?
“你需要的是什么?”
某天,躺在床上的伊凡·伊利奇倾听灵魂的声音、内心涌起的思绪之流。作为对那个提问的回答,他说自己想要“活着,像从前那样健康而快乐地活着”,但很快便意识到,自己一直以为在登山的那些时间,恰恰正在自己脚下远离生命、走近死亡。
“退职后做什么?”
这个问题会让我们想象不知何时到来的退职之后,并寻找如何生活的答案。笔者希望我们所有人在说出这一句话时都不再犹疑。更进一步,希望在彼此询问与回答的过程中,一同找到愉快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我相信,这个问题会成为怀着辞呈忍耐每一天的艰辛上班路上的一线微弱希望。希望从这个问题开始,能迈出从至今大家都相信正确的“成功的人生”走向真正属于自己的“成功人生”的小小实践。所幸,我们还留有回答“你需要的是什么?”这一灵魂之声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