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06 | 김영기 논설위원

“政策失误加剧家庭负债之患……须重建宏观审慎管控中枢”[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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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缩减资产购买(taper)等各国紧缩政策全面启动,市场剧烈震荡。如何在减少副作用的同时安全渡过“紧缩之河”,已成为政策的核心议题。在韩国,三大主体(家庭、企业、政府)的负债持续膨胀,正成为经济危机的引爆点。金融与货币政策专家、高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辛宽浩6日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政策错失时机加大了家庭负债问题的祸患”,“必须重新构建宏观审慎政策的中枢,包括改组监管机构”。辛教授诊断称:“在房地产问题上,临时应变式的补丁政策也使情况恶化”,“对政府信任的崩塌成为政策的最大障碍”。对于韩国银行年内再次上调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他表达了慎重立场:“既然已经迈出第一步,就需要再观察一下经济形势和物价上涨走势。”

-在新冠疫情扩散之际,全球供应链断裂等危机不断放大。您如何看待全球经济与紧缩走势?

△美国物价涨幅高达5%左右,实体经济也较好。本应早就实现货币正常化,但德尔塔变异病毒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大,加之就业情况不如预期,拖住了脚步。不过我认为年内仍会启动缩减购债。虽然出现了供应链问题,但目前似乎还不足以对实体经济造成大的影响。反而刺激了物价,提高了缩减购债的必要性。即使实施缩减购债,过去那样的紧缩恐慌不会立刻发生,但增加的全球负债是个问题。缩减购债若年内开始,明年将结束,明年下半年有可能上调基准利率。加息会带来更大冲击,关键在于分散在全球的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无副作用地回收。

-市场预计韩国可能在10月或11月再次加息。

△韩国银行加息并非因为物价上涨或经济过热,而是由于家庭负债增加和房地产暴涨等金融失衡。但我怀疑,用利率这种影响整体经济的手段来应对房地产等局部问题是否妥当。本应早早强化以宏观审慎政策聚焦目标的做法。金融失衡问题宜以宏观审慎政策应对,进一步加息则应在再观察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之后决定。

-您把负债视为紧缩的最大关键。韩国家庭、企业、政府负债合计的总负债已超过5000万亿韩元。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与新兴市场不同于发达国家,民间负债持续增加。经历新冠疫情后,政府负债也随之上升。因此新兴国家的状况糟糕得多。在负债沉重的状态下,灵活应对冲击的空间缩小,甚至可能走向破产。

-在韩国,家庭负债尤其成为引爆点。

△家庭负债问题因未能及时应对,规模膨胀过快。去年底政府曾表示将在今年一季度之前制定家庭负债先进化方案。当时就已经晚了,但哪怕那时做也好,却一直犹豫不决。政策错失时机加大了祸患。缺少统观整体经济、统筹宏观审慎的中枢。虽说由韩国金融委员会负责,但其聚焦于微观审慎。相当多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认识到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性,赋予中央银行更多角色。韩国修改了《韩国银行法》,加入“留意金融稳定”的条款,却未给予相应手段。金融委员会与韩国金融监督院垄断宏观审慎政策,不给韩国银行手段,导致各方无法协作破局。部门间协作未能实现,错失了及早解决负债问题的机会,最终连货币政策也承受压力。在宏观审慎方面,需要理清部门间角色,需要重组监管机构。

-贷款受到全方位收紧,但负债规模并未减少。

△贷款监管不够细致。集中于银行、对非银行放慢,产生了气球效应。以抵押贷款为主,导致信用贷款增加,对20—30岁群体的贷款监管也偏松。监管不完备,负债增长的通道仍然存在,状况因而恶化。浮动利率占比高,对加息很脆弱。过去高收入阶层负债占比大,风险不算高,如今情况变差。随着利率上升,家庭负债抑制整体经济、引发危机的可能性加大。在家庭负债已经膨胀到极限的情况下,又没有明确标准地进行数量管控,不满情绪正在上升。

-如果家庭负债政策及时推出,房地产政策是否也会见效?

△是的。本届政府试图仅靠税制控制房地产,反而因税制陷入动弹不得的境地。房价大体与民间信用增长高度相关。若及早实施家庭负债政策、努力压缩贷款,效果会更好。如果家庭负债问题源于政策错失时机,房地产问题则源于政策信任的丧失。本应以准确的蓝图着手,却像打补丁一样不断改变房地产政策。政策缺乏一贯性,市场便一味死扛,效果也减半。如今无论出台什么政策都无法获得信任,已无法控制市场。

-那么能否通过供给来化解市场?政府一直在谈房地产硬着陆的可能性。

△若强化持有税,就应降低转让税。转让税高,持房者的退路被堵住。如果能管理好负债问题,市场硬着陆的可能性不高。若利率政策骤然行动可能硬着陆,但我认为政策当局不会那样做。

-企业负债也令人担忧。中小企业等的贷款偿还已延期至明年3月,但边缘企业在增加。

△迄今韩国经济一直背着边缘企业。面向中小企业的政策金融起了很大作用,如今似乎正面临还能承受多久的考验。应为金融机构自行甄别优劣创造条件,并建立让重整(workout)与破产制度高效迅速运作的体系。若持续过度的政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会下降。

-正如恒大集团的破产危机所示,中国的企业负债问题也不容小觑。

△很严重。正如韩国外汇危机时财阀过度投资成为问题,中国也处于类似境地。恒大体量庞大,不易动手。但正如给病人做手术不能中途缝合,若放任过度投资,情况会更严重。政府若就此放过,可能释放“大而不倒”的信号,从而使问题恶化。明年将召开为习近平国家主席延任而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计会在不使经济急速冷却的限度内出手,但我认为最终仍会破产。中国其他企业也可能爆出类似问题。

-韩国国家负债也将超过1000万亿韩元,而总统候选人们却纷纷抛出民粹主义财政政策。

△危机之下政府支出增加是理所当然的。但政府即便扩大支出,也应花得有效,现实并非如此。小工商业者濒临破产,给88%的国民发放灾难补助金有什么用?政府说要提振总需求,但因德尔塔变异,想花也花不出去。发达国家在支出时会与专家共享数据、切实验证预期效果,而我们往往盲目推进,也不计算长期税负。

-下滑的潜在增长率也令人担忧。韩国银行称已降至2%。

△没有国家能一直维持高增长率,最终收敛于2%~3%。过去能高速增长是因为要素投入快。如今因老龄化,劳动领域难以增长,基础设施也大体建成,拉动增长的要素不多。归根结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办法是技术创新。仅靠技术创新,就能实现2%~3%的潜在增长率。技术创新是由民间完成的。本届政府对分配很关注。收入不平等妨碍增长是事实。问题在于试图通过过度干预市场寻找解法。从历史上看,人类的技术创新是通过赋予激励而产生的。新冠疫苗之所以迅速问世,也是因为出现了赚钱机会。政府只需营造创新条件、解决阻碍创新的监管。

-为提高生产率,劳动等领域的结构改革与新产业培育不也很重要吗?

△劳动市场极其僵化。应朝着弹性化并强化社会安全网的方向走。过去因没有安全网而需保护劳动者,如今应缓解僵化部分,营造让技术创新迅速实现的条件。新产业培育也不应由政府直接出面,而应通过激励创造条件使其实现。

-金融业的竞争力也很重要,但现政府过于强调公共职能。

△有人说金融机构注入过公共资金,因此应配合政府,但以这种思路无法发展金融业。金融机构原则上也是股份公司。公共干预不可能完全没有,但应限于消费者保护和审慎监管。让金融机构出钱去做政府该做的事等干预私企的行为,既无依据也不可取。

He is…

1963年生于首尔,毕业于中央大学附属高中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助理教授,现任高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日本大阪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等访问教授。曾任国民经济顾问会议委员、金融发展审议会委员等。2002年获韩国经济学会颁发的青蓝学术奖,2010年入选Seoul Economic Daily主办的“引领未来的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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