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从阿富汗撤离,并签署了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技术的《奥库斯》(Aukus)协议。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代表戴琪再次批评中国的贸易做法,预示中美贸易战进入第二阶段。这一切都是美国对华总攻势的一部分。中国也在10月1日国庆节之际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武力示威。这是对美国和台湾动摇“一个中国”的反弹。进而,中国与对美国心存不满的欧盟展开战略对话,与美国开始了新的博弈。当然,也存在要求对话与谈判的现实派声音。因为美国动员盟友和民主国家施压中国已显力不从心,而中国在国力和吸引力上都远远不足以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习近平主席最近在与拜登总统通话时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也并非仅是外交辞令。
由此看来,在旧的已死、新的尚未诞生的“空位期”(interregnum)时代,不确定性成为新常态,各国都在寻找各自求生之路。强国正绕过国家层面直接介入企业活动。美国政府以市场透明为名威逼Samsung Electronics公开半导体经营内容,中国如韩国和澳大利亚所经历的那样把安全与经济挂钩施压,这些都已不是陌生景象。就此而言,市场与多边、规则、民主在国家利益面前很容易动摇,企业若不培养对国际秩序的嗅觉,也无法谋求生存与发展。
第一,美国风险。拜登政府把美国外交目标定在“为中产阶级服务”,这是“先顾自己”的宣言。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设计的全球价值链将被安全与经济挂钩的“供应链”重组所取代,企业察看风向的压力预计将进一步加大。
第二,中国风险。中国主张社会主义属性、党的领导和共同富裕,强化国家自主性,同时对违背这一点的国内外企业将采取明示报复与隐性施压手段。
第三,后半导体战争。元宇宙替代线下市场,6G和量子计算技术带来的“飞行汽车时代”的规则与规范如何确定,最终也将在国际政治的激烈角力中决定。
第四,已深度进入国际政治的环境与劳工领域。事实上美国和韩国都宣布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但相信其可行性的人并不多。很可能把环境、社会与治理结构(ESG)当作万能利器,把责任转嫁给企业,把炸弹推给未来一代。
转型时代,全球企业的竞争力可能取决于解读国际秩序的能力。事实上外交也是打着“善”的旗号维护本国利益的战略性伪善的结果,就此而言与企业活动相似。因此有必要将企业行为与国际政治结合起来,按议题、按时期制定顺应、适应、应对战略。
第一,要充实地储备能以与追求百年企业的CEO同样视角看世界的人才,并最大限度简化信息共享程序。第二,要系统性地监测国际秩序变化,制定并检查量身定制的清单。第三,要克服归入某一阵营的心理安逸感,最大限度保持平衡感与灵活性。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理由正在于此。第四,对国际秩序,挖得广才能挖得深。不要追逐事件,而要能读懂局面与结构,具备融合与复合的思维。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与国际秩序的对立面。没有哪位CEO是下决心创新而成功的。相反,是因为有想要解决的具体未来课题,创造性地嫁接了时代精神,结果才表现为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