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01 | 김상용 기자

[议题报告]中国制裁平台企业是为应对与美贸易战的高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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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凭借邓小平“让有能力的人先富起来”的“先富论”跃升为两大国(G2)之一。然而,习近平主席于2020年10月16日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宣布将“共同富裕论”(共富论)作为新的经济范式。表面理由有多种,但经济范式转换的本质是体制危机。

中国是因黄河泛滥而形成王朝历史的国家。黄河决口泛滥,产生数十万乃至数百万流民,先抢南方富人,再抢官府,最后抢了国家——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财富不平等、乃至失业加剧,国家就会倾覆,这就是中国。因此中国历代当政者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畏惧民众的愤怒。

中国之所以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延续的邓小平先富论转向,是因为察觉到收入不平等加剧带来的体制危机。此外,政治家习近平的政绩、新冠疫情以及中美之战这三点也微妙地交织在一起。

政治家习近平过去9年执政的最大政绩,是消除绝对贫困、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宣布2012年习近平执政初期高达9988万人的绝对贫困人口在2020年降为0。然而随着新冠疫情出现K型经济复苏格局,这一成果面临再次化为泡影的危机。社会整体失业率为5%左右,但16~24岁青年失业率升至15%左右。刚从高中和大学毕业的青年失业严重。将在2022年二十大上寻求连任第三届的习主席,其政治政绩面临出现决定性瑕疵的局面。

因中美贸易战而深切感受到已难以依靠出口实现增长的中国,把经济方向转向以内需为中心。虽然打出了“双循环经济”这一宏大口号,但本质是要在中美贸易战中生存下来,实现以内需为中心的增长。

财富不平等扩大,社会的消费能力必然下降。好不容易消除了高达9988万人的绝对贫困人口,新冠疫情又使绝对贫困人口重现。而且受股市和资产市场泡沫推动,高收入阶层的财富变得更为庞大。福布斯百大富豪中有20人是中国富豪,排名第一的农夫山泉会长钟睒睒位列全球第18位。在实行公有制的中国,前1%的收入超过后50%的收入,对财富不平等的不满已临近爆发。40多年的先富论使中国经济体量变大,但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6倍到2020年仍是2.6倍。相对差距并未改善。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0.5以上被视为战争、0.4为危机状况,而中国目前为0.47,处于危机状况。

中国对平台企业的制裁是为中美之战作准备的高段位战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对阿里巴巴等平台企业的制裁为契机,批评提出共同富裕论的中国是“共同贫穷论”,并主张打压民营企业最终会成为乌龙球,把中国经济推入危机。

中国政府让投资中国平台企业的美国和香港投资者“心态崩塌”。2020年11月中国金融当局叫停了已完成公开募资的阿里巴巴子公司、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IPO),此后在2021年4月公开传唤调查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平台企业,以违反反垄断法处以巨额罚款。7月,在赴美上市仅3天后,即对中国最大共享汽车企业滴滴出行启动违反网络安全法的调查。而中国最大的配送平台美团因劳动者保护不足、中国最大在线教育平台新东方因禁止课外辅导措施而受到制裁。投资在美上市中国平台企业的投资者因股价暴跌而茫然失措。

应该认为,这并不是中国政府对已成长为世界级电子商务、游戏、出行企业的中国平台企业打入自杀球,而是另有内情。与所有平台企业相关的一系列措施,与习近平的“共富论”和培育内需市场关联很深。

为扩大内需,必须增加中产阶层,取消获取过高利润或筑起进入壁垒的产业和行业。互联网业务的特性是第一名全拿的赢家独占结构。此前中国互联网平台企业是政府实施的“互联网+”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这是要求那些靠监管沙盒扩张业务、赚得巨额财富的平台企业把钱回馈社会。这只适用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其他制造业并非对象。

金融市场和互联网市场开放是中美之战的终点站。如今中国平台企业摆着架势,但这只是在政府为其筑起的万里长城保护之下。一旦市场开放,与世界最强的美国平台企业交手,就会一击倒地,庞大的信息和数据流向美国的风险潜伏其中。

最终必须开放市场的中国,为事先防止在互联网服务市场被世界最强的美国企业席卷一空的风险,所做的努力就是先对中国平台企业适用反垄断法、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这是因为即便制裁平台企业,由于市场尚未开放,不存在国富外流的可能,因此意图先适用于中国企业以培养免疫力。因为当市场开放、美国企业进入时,只要像现在打压中国平台企业那样,也给美国企业套上反垄断法、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的枷锁即可。

共富论是“中国式打造中产阶层”

以内需为中心增长的核心是刺激消费。使之成为可能的是培育中产阶层,以及收入增长与分配调整。感受到危机的中国当局悄然改变经济范式,开始实施强力的分配政策。即设定共同富裕议程,并着手推进△分配结构调整△打造能创造高附加值和新增就业的新增长产业。

中国为实践共富论提出了打造中产阶层的三种方案。第一是产业高附加值化。即打造高科技产业,升级劳动收入。培育和发掘高新技术产业是共富论的首要目标。

第二是增加转移性收入。可通过税收公平和合理的补贴支持实现。第三是降低民生服务的成本以提高购买力。据此,将对拥有垄断地位或掌握数据、以算法营销制造进入壁垒并获取过高收益的产业进行监管。并大幅降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费用,从而增加实质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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