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举报教唆”疑云之后,所谓“大庄洞开发特惠疑云”又冲击政界。执政党与在野党都忙于计算对大选的利弊,但在国民眼中,这已成为谁都无法信任的乱局。大选前,政界的腐败疑云总会被提出。1997年之后,2002年大选时有李会昌候选人之子的兵役腐败问题,2007年大选时李明博候选人的BBK疑云曾搅动选局。但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有力人选同时被起诉、举报至调查机关的情况,这是首次。国民正以“没有可投的候选人”背离政治。
实际上,韩国盖洛普民调结果显示,“尚未决定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摇摆层在近几届大选中最高。韩国盖洛普上月大选偏好度调查显示,对下届领导人偏好度的提问中,“保留”回答为32%。比第18届、第19届大选前6个月民调中的保留回答(22%)高出10个百分点。在大选取决于检察厅、警察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的调查结果而非国民选择这一罕见局面下,国民难以找到可以托付的候选人。
资深政治学者崔章集教授长期主张,“以其他手段进行的政治”阻碍着韩国的民主主义。崔教授最为警惕的是其中加深对调查机关依赖的“政治司法化”。在政党政治无法顺畅运作的情况下,政治人物与政党的腐败成为核心议题,“揭露—调查—起诉”支配政治的现象。最终政治被调查机关左右,“代表与责任原理”这一民主主义根本原则被彻底动摇。
正在进行党内初选的共同民主党与国民力量,其选民的选择可能因调查机关的选择而变得毫无意义。“政治”消失的位置,由并非国民选出、也不对国民负责的“调查机关”取而代之。执政党执意设立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难道就是为了这样脆弱的民主主义?在野党费力引入检察总长出身的候选人,难道是为了加深对调查机关的依赖?在第20届大选前,面对韩国政治的退步,国民倍感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