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在寅政府时期势力急速扩张、坐稳第一大工会地位的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民主劳总),其横行霸道日益越界。无论是汽车、钢铁等传统制造业,还是建筑及快递现场,无处不受民主劳总的影响。甚至货物连带的会员还聚集到经营巴黎贝甜的SPC清州工厂,阻拦物流配送,进行非法罢工。因此出现了“工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批评声。尽管如此,民主劳总仍宣布将于10月20日举行总罢工,走向极端强硬。警方以违反新冠疫情防控规定、主导非法大规模集会的嫌疑拘捕民主劳总委员长梁庆洙后,民主劳总反而倒打一耙,称“政府宣布了战争”。
被视为劳动与就业问题专家的檀国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金泰基29日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诊断称:“劳动界利用罢工权迫使政府接受自己的要求,政界则想借劳动界之力赢得选举,双方都陷入了劳政串通的劳动政治之中。”金教授指出:“从劳动政治中获益的只是极少数人,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承受痛苦,最终又像回旋镖一样反弹到政权身上。”他建议:“顺应数字时代,工会应率先推进组织与人力资本创新,才能形成生产率提高、工资也上涨的良性循环结构。”
——如何总体评价文在寅政府过去四年多的经济政策?
△现政府将“收入主导增长”作为经济政策的代表品牌,并高调宣称要实现公正经济、尊重劳动的社会,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收入减少;号称尊重劳动,却只扩大了部分贵族工会的特权。
——收入主导增长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最低工资急剧上调是最大原因。最低工资是为消除劳动市场不平等、减少贫困层而设立的制度。但政府只执着于“最低工资1万韩元”这一目标,没有推行契合技术趋势的教育培训或就业稳定等积极劳动政策,这是败笔。因最低工资上调,大企业和公共部门的高薪劳动者受益,而低技能、低薪劳动者却失去工作,或因工时减少而收入下降,出现了“善意的悖论”。
——最低工资制度存在什么问题?
△制定最低工资法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与当下的经济社会环境完全不同。当时经济高速增长,中小企业工资为大企业的80%,收入差距较小。劳动力年轻,劳资关系也稳定,即便工资上涨,也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承担。但如今增长率仅为当时的五分之一,三名劳动者中有两人在30人以下的企业工作。中小企业工资不及大企业的50%,非正规职比重超过全体劳动者的三分之一。然而真正需要谈判力的中小企业和非正规职的工会组织率却极低,而大企业(1000人以上)的工会组织率高达70%以上。这说明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十分严重。更何况,进入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劳方委员由以大企业为中心的民主劳总构成,导致最低工资的决定变质为全国层面的工资谈判,沦为服务于大企业高薪劳动者而非中小企业及非正规职劳动者的谈判窗口。
——海外的最低工资制度如何?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成员国以法律明确规定由政府或国会决定最低工资。而且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每年都定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本意具有很强的稳定贫困层生活的政策性质,因此没有必要每年上调。在我国,每年都出现这样的喜剧situation:并不属于最低工资制度当事方的最贫困层、反而领取高得多工资的大企业工会进入最低工资委员会,随心所欲地决定最低工资。应把一律的最低工资制转变为按行业、规模区分的最低工资制。既然最低工资是面向贫困层的政策,就应由政府决定,而劳资团体提出意见,决定方式需要改变。同时应能根据经济与就业状况弹性调整。
——青年就业难十分严重。
△从大处看国内劳动市场,可分为10%的大企业与公共部门正规职工会会员,和其余90%的中小企业、非正规职非工会成员。由于劳动市场僵化,进入大企业或公共企业变得困难,青年能去的只有中小企业或非正规职。他们本应在职场中学习新技术和知识,但连就业机会都没有,只能停留于低薪,一辈子贫困,恶性循环不断。这鲜明地表明,劳动政治越是固化,直接受害的阶层就是青年一代。
——民主劳总宣布10月20日总罢工。
△文在寅政府自执政之初就强推的最低工资急剧上调及废除非正规职,其实是劳动界的要求。顺应民主劳总要求的最低工资大幅上调、公共部门非正规职归零政策,帮助民主劳总成长为第一大工会。但青年岗位消失,个体经营者和小工商业者承受痛苦,政府的经济成绩单成了不及格分。随着经济状况恶化,民主劳总内部矛盾也加剧,曾是现政权热情支持层的青年群体流失,使其陷入困境。引发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政治的过剩。劳动界利用罢工权和团体交涉权施压政府,政权顾忌劳动界强大的选票而与之串通,劳动政治的过剩由此固化。从劳动政治中获益的只有极少数人,而连进入劳动市场机会都得不到的青年等多数人,则被逼到无法指望明天的境地。
——劳动权力越大,工会不也应尽社会责任吗?
△越进入数字时代,两极化越加剧,经济主体的社会责任加重是自然趋势。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O 26000”,针对政府、产业界、消费者、劳动界、非政府组织(NGO)等7个经济主体,将治理结构、人权、劳动惯例、环境、公平交易等七大议题规定为社会责任。特别是北欧正从连带工资进一步转向生产率工资的趋势,宗旨是生产率提高多少就相应提高工资。尤其在像我国这样劳动权力强大的国家,工会的社会责任极为重要。工会的角色应转向谋求创新的方向:配合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开展职业教育,为平台劳动者提供网络等。让劳动者在工作中体会成就感、享受幸福生活,不正是工会存在的理由吗?
——如果要为下届政权提出必须推进的政策?
△有三项:劳动改革、教育改革、公共部门改革。劳动改革应以文在寅政权的失败为镜,不被劳动界左右,以劳动市场弹性化和契合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技术教育等细致政策予以支撑。在此过程中,劳动界自身的转变也是必要的。此外,教育改革和公共部门改革也很重要。教育方面必须转变思路,要摆脱政府垄断和控制的既有方式,转向企业主导、个人选择的方式。掌握新技术已成为决定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至少应本着国家对专科毕业前实行免费教育的理念,积极投资新技术教育。不应滥用养育津贴、青年津贴等民粹手段迷惑国民,而应专心投资教育。就我国而言,公共部门本应扶持民间经济,却反而在掠夺民间创造的附加价值。保育、教育、福利等国家角色重要的主要政策之所以必然失败,原因就在这里。上世纪80年代经历失业率超过10%的严重经济萧条的瑞典,最先做的就是公共部门改革。
——有警告称中美霸权之争将加大韩国经济的危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越坚持反市场路线,对我们而言可能出现更多机会。因为在半导体、二次电池等尖端产业与韩国角逐的中国越走向反市场、反改革的政策,两国的技术差距就会拉大。也可期待原本打算投资中国的资本流入我国的效果。美国虽已开始高呼制造业复兴,但因制造业空心化,相当程度上不得不依赖海外。日本数十年来对投资消极,因此正与中国展开霸权竞争的美国很可能把韩国放在优先位置。有必要关注这样一个事实:韩国经济增长率最高的时期是冷战时代,而在全球化潮流中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应顺应即将到来的新冷战时代,实现技术超级差距和劳动改革等,再次奠定飞跃的基础。
He is…
1956年生于釜山,毕业于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自1996年起任檀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曾任首尔市劳资政委员会委员长、韩国劳动经济学会会长、经济社会发展劳资政委员会委员等,现担任由各界人士为解决就业问题而共同组建的“岗位连带”执行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