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灵活化长期以来是世界主要国家共同的改革课题。韩国也不例外,自金泳三政府以来至今,打破劳动市场僵化一直位居国家改革课题之首。本次大选中,劳动改革同样是热点议题。在国民力量党党内初选辩论中,主张即便与工会一战也要放宽解雇限制的强硬论,与质疑其可行性的现实论正激烈碰撞。相反,正义党候选人沈相奵将新劳动法列为大选第一号承诺,主张应把所有劳动者纳入劳动法的保护之下。共同民主党候选人的劳动政策尚不明确,但下一届政府恐怕必须寻找折中这两个极端主张的妥协之路。其中一种解法,就是围绕劳动灵活化的高路线(high-road)战略实现劳资政妥协。
从新冠疫情危机后展开的全球产业大转型现实来看,扩大劳动灵活性不是选择而是必需。不过,尽管政界的攻防围绕劳动法修订展开,但需要认识到:产业大转型时代所需要的劳动灵活化,并非仅靠修法就能实现,而且修法也未必是最优解。疫情危机后的经济变化,与过去30年金融全球化时代呈现不同样貌,因此劳动灵活化的方式也必须改变。当下更有效的灵活化战略不是大规模解雇,而是巩固劳资合作、大幅强化教育与培训。下一届政府也应把力量集中在为职业变动与职务转换提供支持的大规模教育培训投资和就业服务扩大上,而不是投入精力修法以放宽解雇。
需要劳动灵活性的理由,在于企业要对市场需求变动和技术进步作出弹性应对。碳中和与数字技术扩散带来的产业转型,并非收益结构略有变化的问题,而是企业必须押上命运展开破坏性创新的技术范式变化。承担制造业约12%优质岗位的汽车产业就是好例子。仅以现代汽车集团而言,其计划在商用车和高级乘用车领域彻底停止内燃机车的开发与生产,只生产搭载电力和氢燃料电池的环保车。更进一步,它宣布要从整车制造商转型为涵盖各类运输服务的出行服务平台企业。快速而明智地穿越这一转型峡谷的最佳选择,并不是大规模裁员。通过对新技术的大规模教育培训提升现有人力的职务能力,使其能够投入多样职务的高路线战略更为可取。一旦把此前引领增长的高熟练专业人力当作过时的废物对待,他们就会瞬间转变为对抗创新的抵抗力量。这不是靠强化社会安全网就能解决的。应细细思量德国劳资政为应对数字转型与气候危机而长期协商、共同行动的原因。
不修订劳动法而提高劳动灵活性的另一种方法,是工资与人事制度的灵活化。以新技术决胜的初创企业,按能力与业绩调整职位,通过绩效奖金和股票期权等股权报酬来管理优秀人才。劳动者也习惯于跳槽来经营职业生涯、提高年薪。仅仅灵活地改变报酬体系,就能大幅降低劳动僵化。美国企业引导高龄者退休的方法不是解雇,而是调整年薪。若要按数字技术环境修订劳动基准法,与其动解雇条款,不如先放宽对劳动者定义或工作时间的规制。其他劳动条件也应按职种、业务特性和雇佣身份,拓宽劳资自主调整的空间,以此扩大劳动基准法适用的灵活性。
疫情之后展开的大转型是前所未闻的变化,没有成功先例。企业或国家只能各自寻找最佳解法。只是,分裂与冲突是最糟的选择,会把转型峡谷变成死亡峡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