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读小说《洪吉童传》,有一处始终无法理解。吉童的父亲洪文被描写为慈爱而刚正的人物,为何却不许儿子称自己为父亲,甚至把儿子当作奴婢。
明宗九年(1554年),朝鲜统治阶级强行推行法令:即便父亲相同,只要母亲是奴婢,异母兄弟也要当作奴仆使唤。其荒诞逻辑是,中国明朝刑法和朝鲜初期法典中都没有说不得将异母兄弟当作奴婢,所以不可免贱。在据传由后世许筠(1569~1618)所作的《洪吉童传》中,洪文把子女当作财产,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情节。口口不离“仁义礼智信”的朝鲜两班,为何如此违背天伦、集体做出悖逆之举?
理由很简单。因为难以维持生计。一个国家要提高总生产率,需要资本、劳动和技术。但朝鲜的士大夫轻视工商业、榨取商人。资本自然无法积累。他们又害怕既得利益动摇,阻碍革新技术的开发。加之无所事事的两班极度厌恶亲自劳作和履行兵役义务,比死还难受。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增加名为奴婢的奴隶劳动。经济增长停滞,士大夫们为有限的饭碗互相斥为“斯文乱贼”,血腥厮杀。而良民无论个人能力多么出色,积累财富的机会都被堵死,因此不得不对平等与分配格外敏感。一颗豆子也要分着吃,亲家买了地就会心里不痛快。
根深蒂固的平等意识曾是我国民主主义发展和克服外汇危机等国家危机的动力。但它有时也会扭曲资源配置,拖累经济增长,阻碍社会问题的解决。所有学生在同一间教室接受同样教育的平等化教育体系就是典型例子。在以自律性和多样性为生命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这已是不合身的衣服,却依靠国民情绪法维持着生命力。
首都圈与非首都圈差距的化解问题也是如此。假如卢武铉政府在设计创新城市时,不是像施恩般把公共机构一个个分给地方城市,而是在培育2~3个可与首尔匹敌的枢纽城市的战略下集中投入人力与资源,结果会如何?至少比现在能缓解首都圈集中或地方大学凋零的现象。
历届政府之所以推行这种施惠性政策,是因为有利于维持政权。为经济增长而进行高效资源配置和发掘新产业,伴随着创新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矛盾协调这一艰难过程;而重新分配既有资源则是极其轻松的路径,也有助于聚拢选票。文在寅政府同样冷落企业家和专家,对经济创新放手不管,却热衷于放松财政、分配既有岗位。
然而如今韩国社会正为增长停滞付出沉重代价。年轻人拥有檀君以来最强的履历,却为有限的岗位陷入“零和”竞争。赢者独占、缺乏福利的增长固然是大问题,但没有增长则岗位减少、阶层流动本身被堵死。生活变得艰难,阶层之间、男女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小巷商圈与平台企业之间的矛盾集中爆发,厌恶、不满与极端竞争蔓延。就像Netflix剧集《鱿鱼游戏》那样,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斗争似乎正在韩国社会重演。
尽管情况如此,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多数总统竞选人都热衷于权谋式的阵营争斗,或只抛出基本收入、财政投入之类的撒钱式承诺。为未来、创新与增长而整顿经济运行体制和系统,看来又要推给下一届之后的政府了。/choihuk@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