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银行统计显示,去年接受外部会计审计的企业中有15%(3465家)属于连续三年营业利润低于利息支出的"边缘企业"。这是2010年开始编制该统计以来的最高值,去年沦为边缘企业的公司比上年增加9%,达1175家。这意味着变成不良的"僵尸企业"比勉强复活的企业更多。它们的债务也比上年骤增9万亿韩元以上,达124.5万亿韩元,已越过临界点。
负债问题是新冠疫情之前就被集中提出的韩国经济核心议题。本报曾指出家庭、企业、政府三大经济主体的负债已超过5000万亿韩元,多次要求当局在紧缩之前先行寻找软着陆方案。但执政阵营沉溺于民粹主义,不仅没有对策,反而一再推出增加负债的举措。结果家庭与企业负债中难以收回的不良贷款达234万亿韩元,其中僵尸企业的债务超过一半。即便如此,政府完全不做甄别,又将中小企业贷款本息偿还推迟至明年3月,把不良炸弹甩给下届政权。在当局袖手旁观之下,令人担忧出现企业负债扰乱金融体系的"韩国版恒大事件"。
家庭负债对策也在当局主管更换后反复推出中断贷款等急剧措施,引发混乱。虽称将于10月公布提前实施原定明年7月引入的总负债本息偿还比率(DSR)等追加对策,但贷款总量并无缩减迹象。负债问题已进入难以靠某个部门的对策解决的局面。需要统管三大经济主体负债的跨政府层面控制塔。迫切需要的不是粗糙的对策试验,而是经过精密协调、使负债问题不致妨碍宏观经济运行轨道的软着陆方案。不应忘记,许多国家因未能解决债务而陷入违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