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惩罚性行政监管扼杀企业创新萌芽、使未来增长点被埋没同样是问题。已超出缴纳罚款的行政处分层面,企业家甚至因行政法而受到刑事处罚。法律界和产业界专家指出,本应仅在没有其他制裁手段时有限执行的行政刑罚正被滥用。
据26日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等消息,2020年韩国创业企业第5年存活率为29.2%。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创业企业第5年平均存活率40.7%低10个百分点。
产业界认为,韩国创业企业三分之二以上在5年内倒闭的原因之一,就是伴随刑事处罚的惩罚性行政监管。韩国与美国的平台运输经营者“Tada”和“Uber”的命运,正是在惩罚性行政监管上分道扬镳。
前SOCAR代表李在雄因运营Tada被以违反旅客汽车运输事业法的嫌疑起诉。甚至在审理进行期间,所谓的“Tada禁止法”出台,相关服务因此告终。相反,Uber则因旧金山市灵活解释既有法律并以新法制加以补充,成长为全球共享汽车平台。法律界认为,Tada的案例是超越行政处分、滥用行政刑法而扼杀创新萌芽的典型。
高丽大学技术经营专门大学院教授李成烨指出:“刑罚本应在无法应对违法行为时作为最后手段使用,但监管与行政刑罚却成对出现”,并称“应慎重判断作为行政刑罚对象的行为是否只能通过施加刑罚来应对,再予适用”。
美国国务院在7月的《2021投资环境报告》中也指出,进驻韩国的外国企业经营者面临被逮捕、起诉等法律风险。该报告分析了全球170个国家,指出韩国法律常常在未充分听取业界或当事方意见、未进行影响评估的情况下施行。
专注初创企业的律师事务所Weirdvise代表律师郑妍娥指出:“海外为促进企业创新,对新技术主要采用负面监管(除法律或政策禁止的行为外一律允许),而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实行正面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