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可怕,但不少人,尤其是新闻界从业者,对9·11之后的那几个月怀有隐约的乡愁。一些评论者公开怀念恐袭之后形成的牢固的国民凝聚。笔者的感受则稍微微妙一些。人们似乎在苦苦怀念那样的日子:美国面临的威胁来自外部的狂热分子,而不是本土滋生的政治极端主义者。
然而,那种金光闪闪的团结时刻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一个神话。要真正把握美国民主的黯淡现状,就必须停止让这种神话永久延续的工作。国内的政治集团从一开始就不是把9·11看作应当追求举国一致的时刻,而是看作获取政治利益的绝佳机会。
在恐惧之中表露出来的这种冷嘲主义告诉我们:即便国家遭到外部攻击,威胁我们的最大敌人也并不在外部,而是潜伏在我们内部。
共和党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彻底的独裁政党,但它不仅愿意为得到想要的东西不惜做任何事,而且蔑视反对势力的正统性。我们毫无异议地走上了通往今年1月6日夺权企图的道路,而实际上支持那场夺权企图的共和党,今后看来也会如此。
根据公开的文件,9·11刚过后,乔治·W·布什政府的官员们的反应是想把恐袭事件用作入侵伊拉克的机会。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国防部大楼还在燃烧的那一刻,就指示自己的助手"把有关伊拉克的所有资料,无论相关与否,全部搜集起来"。
一些媒体集团也承认,曾帮助政府把9·11恐袭的残酷性当作入侵伊拉克的借口。其中尤以《纽约时报》坦率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但是,那些想要发动更大规模战争的人把9·11当作不正当借口这一事实(尽管其本身就是滥用国民信任、不可饶恕的行为),却在公开话语中慢慢消失了。以这种方式利用恐袭来达成国内政治目标,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认为,在国家危机状况下,领导人要求全体国民分担牺牲才是正常的。然而共和党领导层却在应对恐袭之际下调了对富裕层和大企业的税收。实际上,共和党籍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在纽约双子大楼倒塌后不到48小时,就强行推动所得税率下调方案在小组委员会通过。
此后,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汤姆·迪莱宣称"战时没有比减税更重要的事"。结果在2003年5月,共和党打着伊拉克战争胜利的幻象,通过了大幅下调资本利得税和股票分红税率的法案。
也不应忘记当时的共和党政府是如何管理占领地伊拉克的。一个国家的重建是必须动员美国最优秀人力资源的极其艰难的项目。但布什政府却把它用作对政治追随者的论功行赏。在遴选参与伊拉克重建工作的企业过程中,布什政府追问企业对把堕胎认定为女性合宪权利的罗诉韦德判例的看法,并要求说明在2000年选举中支持了哪一方。
简而言之,在恐袭发生之时,共和党就已经不是一个(把自身视为国家利益临时管理者的)正常政党了。它是一个决心去做此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的集团。
2003年,笔者曾主张共和党是一个致力于"一场运动"的政党,其领导层拒绝接受现行政治体制的正统性。然而许多人不愿听笔者的话。那些试图实时指出共和党滥用权力的人,被贬斥为制造不必要忧虑的"警告论者"。
然而,警觉论者尖锐的警告至今从未落空。
话是对的。不过,过去还是有为数不多的可酌情考虑的因素。乔治·布什曾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平息反穆斯林的逆风。9·11之后仅6天他就访问了伊斯兰中心,并呼吁尊重所有宗教。能想象唐纳德·特朗普做类似事情的场景吗。
那些支持入侵伊拉克、甚至要求发动比之更庞大的一系列新战争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即新保守主义的有力人士,如今变身为能言善辩、甚至颇为勇敢的"永不特朗普派"(Never Trumpers)。这表明,尽管方法论错误,他们对民主价值扩散的信念是真诚的。即便他们所选择的政治联合带来了近乎灾难的结果。
今天共和党把宽容与对民主的敬畏一并抛弃,绝非偶然。走到民主危险地悬于一线的今日此处,我们已经走了很久。
美国在20年前遭到惨烈攻击。但即便在那时,成为问题的事情也不是从国门之外、而是从国门之内爆发出来的。对美国所象征的一切价值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外国的自杀式炸弹恐怖分子,而是来自我们内部的右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