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宣言正在震动全球经济。曾被称为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大型科技企业纷纷收缩自保,拿出巨额捐款;华尔街则预测习近平将背弃邓小平、走上毛泽东的道路。
曾高呼小康社会与中国梦、力促经济振兴的习近平变了吗?观察中国时最容易陷入的错觉之一,就是认为共产党会演变。但中国共产党自1978年选择改革开放路线以来,从未有一次否认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定位。只是根据政治状况和外部环境,加上了“中国式”“特色”这样的修饰语而已。欧盟安全研究所(EUISS)首席分析员艾丽斯·埃克曼将习近平的中国形容为愈发浓重的“鲜红”(Rouge vif,法语中意为鲜红色),原因也在于此。
共同富裕并非突然的政策转向。执政初期承认毛泽东历史、安抚左派的习近平,在2017年党代会上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入一人执政体制。当时的党代会在政治上是习近平权力集中的元年,在经济上则是共同富裕的起点。为化解不均衡,提出脱贫这一课题,地方政府和企业争相推出脱贫工程。如今身陷违约危机的恒大集团,当时也向贵州省大方县投入了110亿元人民币(约1万8700亿韩元)。
曾公开宣称到2020年消除7000万贫困人口(年收入6200元人民币以下)的习近平,今年8月显露出习式社会主义的本色。他将共同富裕正式确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在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温饱”(衣食住得以解决的社会)和“小康”之后,为进入下一阶段“大同”,习近平选择共同富裕作为中间过程。这不是背弃邓小平,而是把中国式社会主义从毛泽东延续到邓小平,再延续到习近平。
本可被解读为中国经济新一次飞跃的共同富裕,却被认为因习近平谋求三连任的政治野心而变质。收入不均和两极化的不满被引向富人和企业。被称为21世纪红卫兵的小粉红,既是平台企业的最大用户,也成长为最大的不满势力,成为强制财富转移的动力。最终,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正试图越过国家资本主义,转向由共产党主导并分配资本的党资本主义体制。
在新冠疫情下,K型两极化的箭头无论在中国还是韩国、美国,都指向了平台企业。理由是它们利用危机局势急速成长,就该付出代价。中国以共同富裕的名义收取捐款,韩国的平台企业则从创新的象征沦为贪婪的象征。解决办法也相似。阿里巴巴出资1000亿元人民币,今年盈利24亿元人民币的拼多多决定出资100亿元人民币。滴滴出行下调了手续费。成为贪婪象征的Kakao集团则宣布筹措3000亿韩元共生基金、下调手续费、退出小商圈等措施。
如果说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是出于政治野心而打压互联网企业,那么近来韩国国内打压平台企业的背后也埋着政治算计。执政党和在野党都缺乏对产业的理解,在总统大选前只顾着制定监管措施,以争取因平台企业过高手续费等而受损的小工商业者和自营业者的选票。正如在平台产业中所见,没有一位政治人物谈及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来的不均衡之对策。不可能永远以“霸道”和“贪婪”的枷锁强制企业出钱、以监管限制其经营领域。若这终究是必走之路,就应先针对新的两极化构建细密的安全网。管控企业的贪婪,是之后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