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市长吴世勋16日就自前任市长时期延续至今的民间委托与补助问题表示:“遗憾的是,眼下要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并不容易”,“这正是因为前任市长钉下的那些‘大钉子’。”
吴市长当天在首尔市政府举行发布会时指出:“通过条例、指针、协议书等各种形式,为市民团体层层设置了保护屏障”,“特别是前任市长时期制定的《首尔市民间委托管理指针》中,导致行政低效的各种不正常规定像大钉子一样钉在里面。”
以下为发布会全文。
<阻碍“重整首尔市”的“大钉子”>
亲爱的千万市民们!
上周一,我曾承诺要将十多年来在首尔市根深蒂固的 不正常的预算浪费惯例正常化, 并努力做到今后一分钱税金都不被随意浪费。
众多市民给予了声援, 职员们也通过市政府内部公告板表达了对我想法的认同与共同前行的热切意愿。
另一方面,部分媒体以引用市民团体意见的形式提出了质疑。
但是,1万亿韩元并不是没有依据的金额。
在全市民间委托、补助事业中,对被认为存在问题的村庄、协同治理、城市再生、社会经济等 民间委托9个领域、民间补助12个领域进行查看后发现, 仅2021年,民间委托就向45个团体(除重复) 执行了832亿韩元, 民间补助方面,向842个团体(除重复) 提供了328亿韩元支援。 今年1月至今约9个月间 仅以民间补助金和民间委托金名义执行的金额 就达1160亿韩元, 受到支援的团体多达887家。
而且,“重整首尔市” 既不是否定官民合作的必要性, 也不是要阻止所有市民社会的参与。
只是要检查当前实施的补助金和民间委托事业 是否确实必须借助民间力量, 并通过分辨受支援团体是否是能够 为市民正确使用市民血汗税金的团体,以此减少预算流失。
为改善制度,我抽空查看了海外案例, 发现类似事业也有很多是以 与我们不同的方式推进的。
以美国为例,市民团体不能将获得的政府补助金 用于职员人工费、办公室租金、办公用品购置费、电话费等 运营经费。 也就是说,只能作为依据市民团体设立目的的事业费 加以执行。 我国法律精神也是如此。 就英国地方政府而言, 有研究表明,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为克服财政困难, 公共服务重新回归直营的动向 正活跃出现。
2018年针对英国211个地方政府的调查结果显示, 73%正准备将以民间委托等方式由民间提供的服务转为由公共部门直接提供, 59%表示已完成此类举措。
本想利用民间的专业性与自主性 来提高效率的民间委托, 反而出现了降低效率和服务质量的现象。
如此这般,为防止财政浪费、提高效率 而对服务供给方式进行的反思, 超越进步与保守,在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中 也在积极尝试。
亲爱的市民们,
几天前,在“重整首尔市”发布会前后, 我与负责民间委托和补助金事业的干部们一起 就问题部分的改善方案进行了广泛讨论, 也提出了改善案。
但遗憾的是,眼下要立即采取整改措施 并不容易。
这正是因为前任市长钉下的那些“大钉子”。 为了让错误的东西即使想改也改不了, 通过条例、指针、协议书等各种形式 为市民团体层层设置了保护屏障。
特别是前任市长时期制定的 《首尔市民间委托管理指针》中, 导致行政低效的 各种不正常规定像“大钉子”一样钉在里面。
第一颗大钉子是规定接受综合绩效评价的机构 在同一年可以暂缓特定审计。
综合绩效评价是通过多项指标评价 接受民间委托的机构 是否达成当初设定的目标, 而审计是查看机构运营或事业执行过程中 是否存在违法、不当行为, 两者在目的、内容、方法上完全不同。
即便是民营企业, 无论业绩多么优秀的公司, 只要有违法、不当行为就要受到制裁,这是常识。
然而,前任市长时期制定的离奇的民间委托指针, 使得对执行委托事业的团体 连最低限度的管控都无法及时进行。
在该指针之下, 即使事业负责公务员在指导监督过程中 发现涉嫌违法之处, 市审计委员会也不能立即进行审计, 只能束手无策地给对方掩盖和隐瞒错误的时间。
甚至在出现腐败、职权欺压、性暴力等严重问题 而有市民投诉或内部举报时,也不能立即审计。
这是为谁而设的指针?
我认为,把部分承接委托事业的机构和团体的特权 置于市民普遍权利之上的 这种指针,自始无效。
第二颗大钉子是规定可以更换受托机构, 但不能更换人员。
根据市条例和指针, 民间委托期限原则上在3年以内, 因此即便在现有制度下,也可以每3年一次 通过公开招标更换受托机构。
但是,《民间委托管理指针》中包含的 《受托机构公开招募及选定运营基准》, 以及首尔市目前使用的《民间委托标准协议书》中, 一律规定即使受托机构更换, 除有特殊情况外, 雇佣承继比例须达到80%以上。
由于这一条件,即使经过公正程序 把存在问题的受托机构更换为新的团体, 新承接委托的团体 也大多必须接收原有团体的职员。 即使因业绩极差或引发各种问题 而被剥夺事业权,大多数职员仍能 不承担任何责任地保住位置, 这样的特权是为谁而设, 究竟从何而来?
如果对所有受托机构一律适用80%雇佣承继规定, 那么在不足10人的小规模机构中, 不仅是从事清洁、设施管理等现场工作的人员, 连承担运营责任、做出主要决策的管理者也几乎全部被雇佣承继, 新机构拥有运营自主性、寻求变革的空间 将被极大压缩。
为雇佣稳定而努力当然十分必要, 但不合常理的一律化、非理性协议条件, 应按原本宗旨合理修订和完善。
第三颗大钉子是根据相关条例等, 规定可以在各类委员会中 纳入市民团体推荐的人士。
虽说该规定的宗旨是保障多样市民参与行政的机会, 但其实际运行是否仅限于这一宗旨, 令人怀疑。 目前首尔市的220多个委员会中, 出身市民团体的人士占据相当数量。
不仅是选定受托机构的资格审议委员会, 连选定补助金团体的委员会 也被市民团体出身者占据, 形成了照顾自己一方、自家人的“他们自己的联赛”。
甚至出现过原受托机构负责人 被任命为主管受托机构选定过程、 组建和运营委员会的部门负责人一职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实现 公正的机构选定? 虽不能无条件怀疑人, 但制度和规则本身应具备完整性, 无论谁来运行都应能确保公正性。
然而部分受托机构不但不节省 市民血汗般的税金, 反而把花税金误认为是自己的权利。
如此体系化的“大钉子”系统 竟持续了十多年,实在令人扼腕。
市民们,
我想立即、一举根除这些积弊, 但情况并不轻松。
会有不愿被夺走既得利益而抵抗的团体, 在争取市议会协作、共同推动改变的过程中 也需要付出许多努力。
但我将相信市民们和首尔市的职员们, 默默走在把不正常之事正常化的道路上。
如今,仅为思考如何重振因新冠疫情遭受重创的民生经济 和首尔的竞争力的政策, 时间都极为不足。
我将尽可能避免消耗性争论, 一方面纠正过去的错误, 另一方面若有成果就加以升级。
我再次承诺, 由市民血汗税金汇集而成的宝贵首尔市预算, 一分钱都不会被随意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