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15 | 김지영 기자

研究“DLF上诉”的韩国金融监督院,加大金融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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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金融监督院将在17日前决定是否就法院一审判决(要求撤销对友利金融控股会长孙泰昇的重惩处)提出上诉。金融监督院内外已有消息称上诉可能性很大。因为近来市民团体乃至执政党与在野党国会议员都出面向金融监督院施压。

此次争议源于金融监督院就海外利率挂钩衍生品结合基金(DLF)事件追究孙会长责任,于去年初对其作出“问责警告”。问责警告属重惩处,三年内不得在金融界就业。孙会长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惩处,法院上月一审支持了孙会长。

如果二审胜诉可能性高或涉及重大利益,金融监督院上诉自属当然。但围绕一审判决,不仅金融界、法律界,连金融监督院内部也普遍认为,即便上诉实际上也没有胜诉可能。因为法院虽认可友利银行在制定内部控制规范方面存在不足,但认为以内部控制不足、运营层面问题而非内部控制标准本身的缺陷为由作出惩处属违法。专家普遍认为,这一逻辑在二审中被推翻的可能性不大。

也有批评指出,金融监督院若上诉,反而使监管当局进一步放大了制裁的不确定性。在上诉、韩国大法院等程序直至最终结论出台至少需要三年以上的期间内,要完成对其他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的制裁并不容易。因Lime基金等合计达2700亿韩元规模的私募基金不完全销售而被事先通报问责警告的韩亚金融副会长池成圭,其制裁讨论仍在金融监督院进行中。因Lime基金事件受到重惩处的前新韩金融投资社长金炯振、前KB证券社长尹京垠、前大信证券社长罗在哲(现金融投资协会会长)、KB证券社长朴正林等人的制裁力度也尚未在韩国金融委员会确定。对CEO的制裁讨论越是长期化,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也必然越大。

这正是负责任的监管当局应加快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而非上诉的理由。事实上,此次判决书揭示了友利银行不正常的基金销售行为。在DLF产品筛选程序中操纵投票结果、伪造投票纸等,友利银行对产品筛选委员会流于形式的运营也被法庭指为问题。友利银行在DLF事件后制定了防止再发措施,但无法保证此类事情不会在其他金融公司发生。应尽快建立制度性机制,防止私募基金事件那样的损害在金融界重演。金融消费者想要的不是对CEO的惩处,而是避免自己的钱投向经过不完善内部控制程序的产品而遭受损失。这正是以保护消费者为己任的金融监督院应当铭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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