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急需寄送文件,便使用了某在线平台上的快递服务菜单。费用略高,但速度快、有配送状态提醒,尤其是对平台提供服务的信任感,让我觉得以后还会再用。平台就这样深深嵌入了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最近,疫苗预约、二维码签到、疫苗接种证明等部分政府职能也由平台代为承担。不过,随着平台替代或中介既有产业领域,各处摩擦声不断。平台上对律师、兽医、持牌房产中介等进行广告或比较、推荐,与专业资格从业者发生冲突;在出行、金融领域,与传统(legacy)经营者的矛盾也在加深。
经营者之间的矛盾与保护消费者的必要性,正在催促政府出台监管。全球范围内监管讨论也正热烈。欧盟(EU)最近提出了《数字服务法》(DSA)和《数字市场法》(DMA)草案,中国和美国的动作也在加快。特别是美国,今年6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莉娜·汗以32岁之龄被任命为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预示着平台反垄断监管将发生重大变化。她的立场是,以往作为垄断监管依据的消费者福利标准无法规制平台,因此应聚焦于竞争的结构与过程。据此,国会提出了限制平台企业经营领域、限制通过并购扩大市场支配力等五大法案。
韩国方面,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提出了《在线平台公平化法》和《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法》,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提出了《在线平台用户保护法》,而最近韩国金融委员会也对平台的金融产品价格比较、推荐服务亮起了红灯。依据9月25日起施行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平台对保险、投资、信用卡等金融产品的价格比较、推荐服务属于“中介”而非“广告”,因此未依金融法取得许可就不得提供。
原则上,对企业引入监管,在市场混乱和消费者受损等有证据确认之后再做也不算晚,特别是数据、人工智能(AI)、平台等以技术(tech)为基础的新产业更是如此。否则,整体经济就无法享受它们带来的创新果实。承认暂缓适用监管的监管沙盒,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
不过,同一服务同一监管原则、消费者受损救济原则同样应受尊重。传统经营者所主张的同一服务同一监管原则,就公平原则而言极为正当。但须注意该原则不应偏离“相同者同等对待,不同者区别对待”的实质公平原则。另一方面,若平台的市场扩张最终导致过高手续费、费用上涨等使个体经营者、消费者受损,事后监管就不可避免。
原则上,政府的作用是对新产业乃至旧产业都放松监管,创造新旧产业为获得消费者选择而自由竞争的条件。即使需要对平台进行监管,也应是发挥平台带来的中小经营者市场进入机会及消费者便利扩大等优点,同时纠正不公平行为或消费者受损等问题的精准式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