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13 | 임석훈 논설위원

“企业是发达国家水平,政府是发展中国家水平……不干预就能多出数倍成果”[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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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半导体、电池、人工智能(AI)等尖端技术产业主导权的全球霸权之争正激烈展开。美国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为由,不仅要求本国企业,还向Samsung Electronics等海外企业施压,促其在美投资。中国也在加快“技术崛起”,欧洲各国与日本同样着手提升尖端技术领域的竞争力。韩国经营学会会长、延世大学经营学院教授朴永烈13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我们的企业已达发达国家水平,但政府的思维和监管等体系仍停留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如果减少政府干预,创造让民间尽其所能的条件,就能取得比现在高出数倍的成果。”他接着表示:“在技术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依靠规模经济是有局限的”,“必须尽快制定通过选择与集中来确保超级差距技术的战略。”

——如何评价文在寅政府的整体政策?

△由于被评价为在新冠疫情初期应对成功,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沉醉于“K防疫”。这反而成了毒药。真正必要的防疫和经济问题未能得到妥善应对。政府本应及早确保疫苗,并对受损群体实施精准扶持政策,但因陷入政治逻辑而未能做到。

——美国发布强化供应链战略等,全球产业霸权战争十分激烈。

△美国试图重夺产业竞争力,对我们而言显然可能是危机。但也可能成为机遇因素。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我们的企业赴美投资或许是一种幸运。在世界上最稳定的市场构建投资平台,等于为成长为全球性企业打造杠杆。

——要让这成为我们的机遇,政府的作用也很重要吧。

△要抓住机遇,企业必须一边开展并购(M&A)一边参与全球竞争,但如今我们的政策和监管都以国内为中心,成为绊脚石。前不久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将韩国地位变更为发达国家,文在寅总统就此表示“已成为先进国家”。对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有必要抱有自豪感。但企业已是发达国家水平,大部分体系却仍是过去的水平。

——能否具体说明?

△政府的思维和监管似乎仍停留在还是发展中国家的1970至1980年代。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今天,已不是政府在所有事务上充当主体的时代。本应营造让企业通过大胆并购等参与全球竞争的生态,却反而以陈旧监管束缚其手脚。

——那么应该怎么做?

△政府和企业都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需要创新增长”。但却未能冲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实现创新增长,首先要营造具备创新产生条件的生态,可如今仍被困在工业化时代的监管之中。现政府也谈创新增长,却反而增加了监管。必须拆除监管壁垒,让企业能够兴致高昂地创新。难以创新的公共机构不应主导创新,只需专注于监管改革等生态营造,让民间顺利产生创新即可。

——意思是政府的作用应随时代变化而改变吗?

△比起以监管为中心的政府主导型政策,为民间创造更能发挥作用的环境并加以支持的“小政府”政策更有意义。目前民间,即企业和个人,比政府更具改革精神和出色能力。如果政府不去干预,而是创造让民间尽其所能的条件,就能取得比现在高出数倍的成果。

——有人指出,现政府上任后民间活力进一步下降。

△文在寅政府被困在平等与分配的框架中,而非引导创新所需的创造性。比起通过增长把蛋糕做大,它一直以扶助弱者为名,采取把财源从富裕者转移给不足者的简单做法。必须摆脱近视眼式的做法,重新确立政府的角色。政府政策也不应只聚焦国内,而需转向在全球层面提升民间竞争力的方向。唯此才能实现持续创新,国家竞争力也才能提升。

——企业也必须确保超级差距技术吧。

△为确保超级差距技术,必须做到选择与集中。在技术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规模经济”形态的业务其意义将下降。特别是在与拥有庞大内需市场的中国企业竞争中只能落后。我们的企业只有预测未来变化、做到选择与集中,才能维持超级差距。为此,以核心技术为中心的专业化很重要。此外也有必要追求能够灵活应对急变环境的简化。政府也须尽快制定支持具有技术优势的本国企业的实质性战略。对因新冠冲击而萎缩的研发(R&D)投资的支持也须大幅增加。取消陈旧监管、保障自由的企业活动同样是紧迫课题。

——要在尖端技术上领先,人才培养不是很重要吗?

△对没有天然资源的我国而言,要在世界市场维持竞争力,没有比培养人才更重要的课题。然而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正在崩塌。尤其是现政府上任后,大学的困难加剧。以半价学费和招生额度为由的各种监管增多了。只有放开监管,营造让大学追求教育与研究卓越性的环境,才能培养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所需的人才。教育当局应顺应时代变化明确设定政策方向,并将其与大学教育衔接,引导人才培养。当务之急是制定战略,让各所大学培养特色化人才,而不是所有大学都培养普遍型人才。希望教育部如今也能成为发达国家的教育部,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

——您主张要为“全球亚洲时代”做准备。

△全球贸易战将分三个阶段展开。到明年为止,将呈现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全球G2时代”。随后经过自2023年开始的“全球重组时代”,到2030年“全球亚洲时代”很有可能全面到来。到2030年,按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德国将位居第1至第5位,东盟紧随其后追赶。从现在起的十年里必须为全球亚洲时代做准备。若准备得好,我们的2030一代就能把亚洲市场当作自己的运动场,尽情施展才能。如此一来,青年就业问题也能自然化解。

——文在寅政府也谈“新南方政策”。

△新南方政策方向定得不错,但几乎没有落实,令人十分遗憾。只是说了说,至今毫无成果。在缺乏专家的状态下只打口号,自然不可能顺利。如今中国高喊“一带一路(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用资金攻略东盟。以技术席卷东盟的日本,对东盟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我们必须周密制定与中国、日本相区别的战略。理解东盟市场、掌握他们的需求是当务之急。应从长期视角出发,在中国或日本无法提供的领域寻找我们可以合作的方案。

——不过预计美国和中国的影响力仍不可忽视。

△美国和中国今后仍会持续表现出要把韩国拉到自己一边的动向。但“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想法将不再有意义。今后重要的不是我们与谁、如何合作。我们有必要展示自身存在的理由。只要让美国和中国确认韩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就没有理由被任何一方左右。

——即便如此,也需要把握重心吧?

△当然。归根结底要与我们共享价值的美国站在一起。为了我们的未来,进入美国主导的共同体是正确的。中国在政策上会在某一刻突然转变,存在不稳定、难以信赖的一面。

——不少人指出企业家精神在后退。

△第一代企业家持有“事业报国”的信念,即企业追求的价值与社会所需的价值同向前行。但如今企业家精神似乎迷失了方向。给人的感觉是,比起“事业报国”,更专注于建设“事业王国”。如今是全球时代。只有在继承事业报国精神的同时迈向“事业报世(通过事业拯救世界)”,才能获得尊敬,也能减少反企业情绪。

——此前政府和政界是否也有助长反企业情绪的一面?

△企业的越轨行为依法依原则处理即可。做错的企业让它关门即可。但政界把部分不良企业的案例加以政治利用,从而对国民关于整个财界的认知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点也不可忽视。

He is...

1957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延世大学经营学系。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经营学博士学位。出任延世大学经营学院教授后,曾任延世大学东西问题研究院院长、经营学院院长兼经营专业研究生院院长等。现担任延世大学全球社会贡献院院长和韩国经营教育认证院院长,自今年3月起出任韩国经营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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