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在1960至80年代,财务部(韩国企划财政部的前身)理财局各有一名负责决定存款和贷款利率的事务官。他们把利率写在黑板上,银行便照此适用于存贷款利率。说得夸张一点,那是一名事务官左右全国资金流向的年代。
或许是那段回忆太甜美。政府直接干预市场价格的金融政策至今仍在延续。文在寅政府首任金融委员长崔钟球(前委员长)在2019年下调了信用卡加盟店手续费。自营业者们对政府大加称赞,但成本由国民承担。因手续费下调而收入来源减少的信用卡公司,通过削减“60个月免息分期”等普通客户优惠来弥补损失。
在前金融委员长殷成洙任内,出台了禁止对15亿韩元以上住宅发放抵押贷款的措施(2019年12月)。这是为抑制房地产和家庭贷款的猛药,但未见效果。超高价住宅在交易骤减的情况下仍不断刷新最高价。能够获得赠与的“金汤匙”、现金富豪,以及可在海外银行获得贷款的外国人买入这些住宅,短期内获得数亿韩元差价。有偿债能力的人却因住房抵押贷款被堵而失去入住优质住宅的机会。由于气球效应,中低价住宅价格波动,相关住房抵押贷款也急增。
现任金融委员长高承范推出了透支账户额度一律5000万韩元的监管。年薪数亿韩元的专业人士也只能开到5000万韩元的透支额度,这扭曲了“信用度高就能获得相应宽裕贷款”的“金融常识”。监管实施前赶末班车的需求扎堆,现场混乱也随之加剧。
回顾文在寅政府的金融政策,也确有值得鼓掌之处。新冠疫情爆发时以果断措施及早实现市场稳定。互联网银行的启动也促进了金融圈的创新。然而开发经济时代式的粗糙监管则令人遗憾。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中,行政便利主义式的监管必然带来副作用和气球效应。这是下一届政府应引以为戒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