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收入是“左派专属议题”吗?从进行过基本收入实验的国家来看,未必如此。
芬兰的情况就是如此。芬兰政府进行基本收入实验时,国内经济状况非常糟糕。按常理思考,经济不好,税收必然减少,失业者必然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力图在短期内减少失业者人数,并想方设法压缩失业补助支出。当时芬兰政府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进行了基本收入实验。随机选定2000名失业者,在约两年间发放低于失业救济金的每月约75万韩元,被选入该实验的人领取基本收入的同时必须放弃失业救济金。但即便他们成功就业,仍可继续领取基本收入。政府判断,如此一来,为实现财务稳定,他们会更积极地求职,也会果断选择工资低于原单位的工作岗位。然而这一实验以失败告终。实验当时芬兰政府为中间偏右政权,右派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实验,是因为减少用于福利的财政支出、转而引导人们选择就业,正是右派的经济哲学。
除芬兰的“实验性”案例外,阿拉斯加也在发放基本收入。阿拉斯加从以石油等所得组建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中,每年向居民支付约230万韩元。
这些海外案例给我们诸多启示。第一,就韩国而言,需要思考能否像阿拉斯加那样在不给州政府财政造成负担的情况下向全体国民发放基本收入。若做不到,就必须明确如何承担如雪球般膨胀的财政赤字。第二,必须明确实施基本收入的目的。加拿大安大略省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基本收入“实验”,实验目的是调查其对就业、再培训、健康等方面的影响。该实验最终也被中止,但这是又一个表明引入基本收入必须有明确目的的案例。连“实验性”实施基本收入的国家目的都如此明确,更何况若声称要向全体国民发放基本收入,却笼统地主张是为了有助于国民生活,那么考虑到巨额财政支出导致国家财政恶化的副作用,必然会面临不负责任的指责。
不仅如此。目前讨论中的基本收入是否与现有福利并行,似乎也不明确。芬兰的情况是,领取基本收入就不再发放原有失业救济金;安大略省也规定,若基本收入实验对象是雇佣保险和公共年金(CPP)受益者,则扣除从中领取的金额后,仅将余额作为基本收入发放。因此必须明确:基本收入与福利待遇是否并行,是废除其他所有福利只发放基本收入,还是与现有福利部分并行;若选择与福利部分并行,则要废除哪些福利制度。在这些方面不明确的状态下,既无法讨论基本收入,也无法达成社会共识。如此重大的问题,应以充分讨论及随之而来的共识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