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05 | 세종=서일범 기자

下届政府接手“财政正常化”……真正需要处却无钱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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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编制“五年中长期财政展望(国家财政运营计划)”的原因,是为了从中长期视角缓解每年出现的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失衡。若以家庭作比,今年景气不佳导致收入减少(税收缩减),家人中有人生病而支付大量医疗费(支出扩大),眼下虽无法解决这一赤字,但其用意在于制定一个能在4~5年内减少所增债务的计划。政府也认同这种中期战略的必要性,自卢武铉政府任期末的2007年起编制中期展望并提交国会。

问题在于,政府此前惯于乐观看待景气前景,以夸大税收的方式决定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情形很多。相当于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先假定爸爸的工资明年会更多,再据此编制预算。从长期看,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与税收的相关系数接近1,呈正比关系,因此政府把名义增长率定得更高,就可视为意味着相应扩大支出。国策研究院一位相关人士5日指出:“像提高税率这样根本性的增税属国会权限,政府无法动手,因此中长期财政计划的原本目的是在属于政府权限的支出领域制定结构调整方案以健全财政,但文在寅政府此前几乎未能触及预算结构调整,大体上把名义增长率定高,存在制造某种错觉效果的一面。”

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编制的“2019~2023年中期展望”是典型例子。从当时的物价情况看,代表整体物价水平的GDP平减指数录得负值,而政府编制2019年中期展望的7~8月(第三季度),该指标同比下降达1.6%,为20年来最低。与今年担忧物价暴涨带来通胀不同,当时低物价及由此引发的长期萧条忧虑正压迫着韩国经济。实际上,2019年消费者物价涨幅全年仅为0.4%,比今年韩国银行的预测值(2.1%)低了1.7个百分点。尽管如此,当时政府仍把次年即2020年的名义增长率定为3.8%,比前一年(3.0%)上调近1个百分点,为扩张财政奠定基础。2021年至2023年的增长率预测值为4.1%,反而比今年“2021~2025中长期展望”中提出的2023年增长预测值4.0%还高出0.1%。

一位出身韩国企划财政部的前官员解释说:“编制中期财政展望时,也有一定程度提前反映政府政策带来的积极效果的情况”,“这次看来把这类政策效果降到了最低”。但专家们的看法不同。以新冠疫情这一意外状况为借口大肆花钱,如今又担心国家家计,于是束住下一届政府的手脚,使其无法增加税收、无法扩大支出。也有人指出,本应成为后疫情时代增长垫脚石的财政将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延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成太胤表示:“政府把明年的支出增长率(8.3%)定得比名义增长率(4.2%)高出近两倍,却要求下一届政府节省预算,这是自相矛盾的。”

随着任期末的政府将名义增长率展望“现实化”,财政正常化的课题落到了下一届政权肩上。国家财政运营计划属于一种“滚动计划(每年参照实绩调整目标值)”,与搁置在国会的“财政准则”不同,并无法律强制力,但要无视它来编制预算案也颇有压力。企划财政部第二次官安道杰上月末发布明年预算案时也表示:“从2023年起应逐步下调总支出增长率,自2025年起调整至名义增长率水平。”

但执政党有力总统候选人、京畿道知事李在明已公开表示要推行基本收入、基本住房、基本贷款等所谓“基本系列”的超大规模预算支出,在野阵营的参选人也大多抛出讨好性承诺,财政计划能否得到遵守并不明朗。

即使下一届政府不再多增加一分福利性支出,以福利领域为中心的“强制性支出”预计仍将每年平均增长6.5%,到2025年达到342.7万亿韩元。强制性支出在总预算中的占比也将从今年的46.1%上升到2025年的49.6%。这意味着政府可用于研发(R&D)等未来产业的资金(裁量性支出)占比将随之逐渐减少。汉阳女子大学税务会计系教授吴文成指出:“政府大幅增加低效率的预算执行,使韩国财政健全性恶化”,“如果下一届政府在结构调整上也失败,可能面临国家信用评级下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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