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在寅政府直至任期末期仍编制高达604万亿韩元的扩张性预算之际,外界日益担忧财政健全性恢复的黄金时间是否会就此错过。
原因大致可分为三点。首先是周边国家动向。与新冠疫情后已编制共6次追加更正预算(追更)、明年又宣布扩张财政的韩国不同,主要发达国家正相继转向财政健全性管理。
发达国家的判断是,若一味大举投入财政,数年后可能面临更大的金融危机。甚至有担忧认为,若政府不考虑效率只增加支出,民间消费与投资将减少,财政乘数进一步变小,从而出现“逆”凯恩斯效应。也就是说,扩大政府支出反而可能抑制经济增长。
目前在财政正常化方面动作最快的国家是德国。德国实际上已于今年4月公布国家预算稳定化方案,决定将政府结构性赤字上限锁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5%。自2023年起,宪法中设立的“债务刹车机制”也将重新启动,强制将结构性财政收支赤字限制在GDP的0.35%以内。结构性财政收支是剔除经济波动带来的岁入、岁出增减后,反映政府收支状况的指标。
以家庭作比,相当于宣布无论爸爸明年赚多赚少,都在家庭账簿上画一条“红线”,只在该范围内花钱。
这是欧洲冠军应有的做法。事实上,德国经历世界大战与统一等历程,严格完善了财政准则,因此与周边国家相比,能更快摆脱全球金融危机或新冠危机。控制国家财政赤字的财政准则干脆明示于宪法之中。
同样经历过朝鲜战争和亚洲金融危机的韩国也制定了性质相似的财政准则,但对其他法案一路顺畅通过的共同民主党,唯独对该法案未见动作,今年能否通过并不明朗。
德国在增加国家负债方面也很严格。德国在新冠危机中也将国家净借款增加至2180亿欧元(约300万亿韩元),但规定超出财政准则的超额借款须自2023年起在20年内偿还。
着手财政正常化的国家不止德国。英国已表明自2023年起将公司税率由19%上调至25%,通过增加岁入实现财政正常化。英国还计划削减去年飙升至1.14万亿英镑(约1820万亿韩元)的政府管理支出(对公共部门的支出),将明年支出规模减少约13%至9920亿英镑。这与韩国明年预算比今年提高8.3%形成相反走向。此外,美国也提出中期财政赤字削减计划,拟将今年扩大至-16.7%的GDP财政赤字比率明年缩小至-7.8%。
韩国预算中强制性支出占比高,也是财政结构改革迫在眉睫的原因。国家预算分为一旦开始支出便持续产生负担的强制性支出与裁量性支出,韩国强制性支出比重高达50%,属相当高的水平。老年基础年金之类的福利性支出是典型的强制性支出。强制性支出比重上升,用于未来增长等其他领域的资金(裁量性支出)必然减少。专家指出,韩国老龄化速度尤快,最快10年后国家财政的刚性就可能加大。
明年大选临近,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总统参选人展开撒钱竞争,是韩国财政令人不安的最后一个原因。据显示,要落实共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提出的承诺,需要106万亿韩元以上的财源。已启动“初选巴士”的国民力量党随着承诺竞争正式开始,预计撒钱竞争规模将升温至200万亿韩元。也就是说,无论明年3月谁当选第20届总统,后年预算中须立即体现的支出都必然以万亿韩元为单位增加。
具体来看,民主党初选候选人、京畿道知事李在明估算,实现其核心承诺“基本收入”需19.5万亿韩元,仅青年环球旅行支援就需1.3748万亿韩元。前韩国法务部长官秋美爱的“基本收入型国土保有税”需5.1138万亿韩元,碳税国民分红需36.3万亿韩元。
在野党也是如此。国民力量党前议员刘承旼以公正收入与基本收入正面对抗。近期提出首个承诺的国民力量党预备候选人尹锡悦也曾表示:“(今后)5年内将在全国供应250万户以上、在首都圈供应130万户以上新建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