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预言,到20世纪末,在美国或英国这样的国家,每周工作15小时将成为可能。这是1930年的事。当时许多人对凯恩斯的说法点头认同,因为考虑到技术发展的速度,人们判断人类的直接劳动将越来越不必要。但20世纪结束、进入21世纪也已过去20多年,这样的事并未发生。人们依然为劳动问题所困。有人因找不到工作而苦恼,也有人因工作时间过长而疲惫。还有更荒唐的情形:明明是全职工作、也提供不菲的薪酬,却成为“这份工作真有必要吗?”这一疑问对象的岗位的存在。这不仅是针对身边那些“工资小偷”的提问。能够客观看待自己的人,也会冷静地向自己抛出同样的问题。
面对这些在劳动市场上感到困惑的人,有一位学者直言不讳地说:“你想的没错,那份工作是胡扯,是bullshit。”他就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示威时创造“我们是99%”口号并站在示威队伍前列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格雷伯在去年以59岁去世的两年前,出版了逐条追问畸形劳动市场问题的著作《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该书近期也由民音社在韩国翻译出版。
这本书从书名起就颇具挑逗性。在韩语中很难找到合适的替代词,若勉强翻译,可换为“无用的职业”“垃圾般的工作”等。但因为这并非仅仅狙击理应消失的工作的书,出版社便直接沿用了原书名。
格雷伯首次提出“bullshit职业”一词是在2013年。他在一家网络媒体上发表了题为《论bullshit职业现象》的文章,浏览量超过100万次,引发爆炸性反响。该文被翻译成包括韩语在内的17种语言传向全世界,许多人坦言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bullshit”。反驳格雷伯主张的文章也接连出现。正如他2005年被耶鲁大学解聘后,2011年领导华尔街示威,2013年又转赴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重新安身的履历所显示的那样,格雷伯的社会批判大胆且极富争议。
在收录此后深入研究成果的这本书中,格雷伯将“毫无意义的工作”定义为“一种有偿雇佣职位,其工作内容如此彻底地无意义、不必要或有害,以至于连从业者本人都找不到它存在的正当理由,而从业者还感到有义务装作它并非如此”。据格雷伯的调查,三分之一的英国人回答说自己的职业未能对世界作出有意义的贡献。离岗六年研究斯宾诺莎并成为专家的西班牙公务员、伏在办公桌上死去两天都无人察觉的会计审计员,他们所担任的工作就属于这类无意义的工作。
格雷伯具体将其分为五类:为了让上司或管理者显得重要而存在的“随从”;带有攻击他人成分、只有在有人雇用时才可能存在的“打手”;只做像胶带一样临时应急补漏工作的“临时补丁工”;只制作与实际目标毫无关系的文件的“形式性文件填写员”;以及制造并分配这些无意义工作的中层管理者“工头”。格雷伯指出,无意义的劳动,即bullshit工作,会伤害现代人的心灵,成为自我厌恶、无力感、怨恨、抑郁等的根源。
这类职业为何被大量制造出来?格雷伯从近百年间改变世界格局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成长中寻找原因。金融、保险、房地产等在1990年代就已占据经济一半以上比重。与需要必要劳动的环卫工、医护人员、教师、配送员等产业领域不同,金融领域并不提供多少必要劳动的岗位。而政府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把创造就业列为核心课题。作者解释,结果只增加了无用的岗位,而必要劳动的报酬与价值却在下降。
格雷伯担忧,如果并非bullshit的必要职业价值下降、得不到应有待遇,社会根基可能动摇。他就此提出“普遍基本收入”作为替代方案。不过书中并未深入探讨基本收入本身,而是强调这位行动派知识分子最后的信念:若能保障合理维持生计水平的收入,想要摆脱无意义工作痛苦的人就更容易逃离,社会真正需要的岗位也能够维持。2.2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