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损毁位置追踪电子装置(电子脚镣)并杀害2名女性、于上月31日被拘留的姜某(56岁),据查在出狱后一次个人心理治疗都未接受过。对佩戴电子脚镣者的咨询治疗和经济救助等,是“ACT ON ELECTRONIC MONITORING”中明确规定的保护观察官职责。有人指出,近几年佩戴电子脚镣者急剧增加,而保护观察官人数未能相应增加,导致在防止再犯等方面出现保护观察的“死角地带”。
据韩国法务部1日消息,姜某出狱后约3个月期间,未能通过医疗机构或咨询设施接受个人心理治疗。不过,其在此期间获得约30万韩元的经济救助以及职业培训等援护。ACT ON ELECTRONIC MONITORING第15条(保护观察官的职责)明确规定,“保护观察官应为防止佩戴者再犯及使其健全地回归社会提供必要的指导与援护”。指导等内容包括医疗机构治疗或咨询设施的咨询治疗等。
韩国法务部方面解释称,一是出狱后时间较短,二是因新冠疫情扩散,心理治疗等未能进行。个人心理治疗须与医生或咨询师面对面进行,而因新冠大流行无法实施。但专家们分析称,“这是保护观察官补充速度跟不上电子脚镣佩戴者增加速度的结构所造成的结果”。截至今年7月,佩戴电子脚镣者为4647人,比2016年(2696人)增加近一倍。同期保护观察官也增加约一倍,但佩戴电子脚镣者激增,人均管理人数仍达17.3人。此外,需要管理10年以上的长期对象也从2016年的118人大幅增至2019年的205人。由于每名保护观察官需管理、监督的人数多达17人,个人心理治疗等措施未能得到妥善落实。
学界一位相关人士强调:“连获假释人员也要佩戴电子脚镣,导致连非性侵、杀人等重大犯罪者也要纳入管理、监督范围”,“虽然在增加保护观察人力,但跟不上电子脚镣佩戴者的增加速度,管理、监督出现漏洞。”有人指出,电子脚镣佩戴对象扩大导致管理、监督人数增加,进而又导致保护观察人力不足,形成不断重复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这是不顾现实的“纸上行政”造成的整体性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