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时代,民众对君主直言进谏与上疏的传统为各方所守护,因而得以遏制专制王权。在外来侵略与独裁政权之下,争取国民的知情权与表达自由,曾是民主主义恢复的试金石。随着新设惩罚性损害赔偿制、报道阅览阻断请求权等内容的《言论仲裁法》修订,数千年的言论政治历史正被自称民主化势力者推向倒退。
以打击假新闻和虚假信息为名义,提出"对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虚假、操纵报道课以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构想,表面上看似新颖。"将高级公职人员和大企业排除在惩罚性损害赔偿请求主体之外",似乎也降低了言论被权力控制的风险。将原案修改为"对侵害公益行为及公共关切事项的新闻报道不得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看来也是为了制约滥诉。
然而实际上能够正常运作的可能性极其渺茫。特别是在政治事项上,市民团体或众多个人为阻止不合自身意愿的报道,将迅速转向滥用所谓"战略性封锁诉讼"的体制。一旦被起诉,媒体和记者必须自行举证报道内容属实,于是产生连一般报道都不敢触碰的"寒蝉效应"。在证明报道内容无误的过程中,记者可能不得不公开举报人。今后谁还会举报政治腐败,毕竟会因政治上的利弊得失而遭受集体围攻。权力型腐败,或加害者拒绝陈述的性暴力受害报道将从一开始就被阻断,揭露加湿器杀菌剂危险性等社会影响巨大的科学报道也难以撰写。重大事件初期提出疑问的报道更无从谈起。真相无从查明。
本来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应由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适用普遍判断标准来认定。然而《言论仲裁法》甚至设有特别条款,命令法院将"反复性虚假、操纵报道,未经单独核实引用更正或事后报道内容,通过标题与视觉资料重组变更内容"自动"推定为虚假、操纵报道"。这已超出三权分立的界限。
对于公开审查并筛选政治报道的中国和朝鲜式体制,国际社会随时可以射出批评之箭。而在韩国,由于选择性封锁与寒蝉效应,人们不知何者被报道、何者被禁止,舆论操纵将在不知不觉中推进,智能型的言论掌控将由此展开。眼下将阻止政权末期权力型腐败的揭露,而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为核实选举不公等事实的社会讨论本身,也将从初期就被封锁。
化解这些实质性问题的立法装置尚不完备。我国社会当前的政治文化,恰恰最适合滥用这些制度。正如执政党的立法独断体制利用国民对政治检察的反感,使检察机关制衡权力的功能本身失效一样,这等于把社会对言论不负责任的批评当作完成极权主义的环节加以利用。将诉讼进行与举证的负担从原告大幅转移至媒体一方,使多数媒体卷入诉讼战的漩涡,从而使言论制衡权力的功能整体萎缩。若真实报道被封锁的程度超过虚假报道减少的程度,世界终将被虚假浸染而倒退。绝不可犯下使足以向世界夸耀的我们民族言论政治历史倒退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