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内金融机构大多由民间资本担任大股东。但金融当局的监管、监督与干预,仍未摆脱经济开发时代“官治金融”的阴影。金融业首席执行官(CEO)们一致强调,应最大限度保障“自律经营”。他们希望,金融公司也在随环境剧变从多角度寻求生存方案与变革,因此应废除陈旧监管,让企业尽情施展能力,从而催生世界级金融机构。
在Seoul Economic Daily对38名金融公司CEO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无论传统金融业还是大型科技公司,对“您认为阻碍现有金融公司为未来金融做准备的最大障碍是什么”这一问题,76.3%回答“政界与政府对产业的过度监管”。将当局与政界干预经营列为障碍的回答也达31.6%。指出超越“官治金融”的“政治金融”的声音很大。
去年主要金融控股公司在新冠疫情这一前所未有的局面下仍实现业绩增长。从投资者角度看,本期待随收益增加而提高分红,但金融当局不断要求节制,金融业只能照办。与此同时,金融业还持续接受政府要求的对中小企业和小微工商户的本金及贷款利息偿还延期。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的负担由商业银行承担,而政府却在借此树立形象。今年初执政党提议开展为承租人减免租金或延后收取的“善良房东”运动。金融业也不例外,争相参与。所有这些的风险与损失,最终都完整地落到了金融公司及投资金融公司的股东身上。
有批评指出,提出因灾害导致收入减少时要求银行减免债务的法案,或执政党代表向金融控股公司会长施压称存贷利差过大,实际上与把金融公司当作政府钱袋子使用无异。参与问卷的行长们呼吁,不应无视通过创新削减成本、增加收益等努力,一旦金融业获利就以“利息生意”的框架强迫共享利润。
将环境变化及应对视为未来不安因素的回答也不少。现有金融公司将“信息通信技术(ICT)、流通大企业进军金融业(52.6%)”和“内部创新能力不足(34.2%)”列为未来障碍。两大门户网站NAVER集团、Kakao集团如今正逐步具备名副其实的金融集团面貌。它们利用强大的子公司扩大金融领域,威胁传统金融业;为支付而结合金融功能的流通大企业也是潜在竞争者。在此情况下,仅靠内部人力至今难以加快数字化转型的金融业,不得不引进外部人才。
对CEO任期短或强势工会的不安感,较此前明显减少。将“短期业绩主义”和“不配合创新的工会”列为未来障碍的比例为18.4%,相对较低。近来金融业形成了一种文化:原本每年视业绩延长一年的CEO任期,改为每次延长两年或连任,担任掌门人4至5年。这是给予以更长期眼光开展经营的机会。同时,工会也更强调“实利”而非“斗争”“理念”,出现与公司共生并提升股东价值的变化迹象。有观点认为,MZ一代的现实感与对金融业变化的危机感推动了工会的转变。
与大型科技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的竞争日趋激烈,但由于政策偏向培育新产业,传统金融业的不满也不少。对“金融当局是否对传统金融公司与大型科技(金融科技)公司实施公平监管”的提问,回答“并非如此”的否定性答复达65.8%。回答“不公平”的为47.4%,回答“非常不公平”的也达18.4%。除“一般”的26.3%外,回答“公平”或“非常公平”的受访者不足10%。
对近期更换的两大金融当局掌门人的要求也很明确。他们发出的信息是:营造可公平竞争的舞台,避免不必要的干预。被问及“对新金融掌门人的期待”时,10人中有7人提到“与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公平性”,与前一问题中回答存在不公平监管的比例几乎一致。其后,47.4%选择“停止对手续费或利率等的干预”,23.7%选择“阻断政界对金融的干预”。金融业一位相关人士强调:“手续费、利率等正根据市场状况自律适用”,“请最大限度保障民营金融公司的经营权”。虽然与过去类似的官僚出身人士“空降”人事争议有所减少,但要求“根除对治理结构与人事的干预”的声音也占7.9%。
今年6月,共同民主党议员朴容进提出了限制金融控股公司会长连任的《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法》修正案。也有少数回答称,不要诱导参与政府政策(7.9%)。在政府主导设立的K新政基金中,五大金融控股公司表示将支持的规模就达70万亿韩元。有观点指出,这种实质上从民间抽取国家福利财源的政策,在历届政权中每次都被实施,批评也从未间断,但至今仍在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