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利金融集团会长孙泰升在海外利率挂钩衍生结合基金(DLF)相关处分撤销诉讼中“完胜”,韩国金融监督院针对私募基金的处分本身过于勉强的批评已难以回避。预计金融监督院将全面修改相关处分计划,此前因处分余波而不得不趋于保守的友利银行的举措也预计将出现变化。由于法院认定金融监督院超出法令允许范围作出制裁,对金融监督院而言,将难以回避作出缺乏法律依据的不当处置的批评。随着此次判决,正在进行同类诉讼的韩亚金融控股副会长咸永周胜诉的可能性也提高。前院长尹锡宪强力推进的私募基金制裁方向发生转变,金融监管体系的重新确立也已不可避免。
金融监督院去年3月确定对孙会长和咸副会长的警告处分。理由是友利银行和韩亚银行不完全销售DLF,而当时的经营层孙会长和咸副会长内部控制不力。DLF是投资于以利率、汇率、信用评级等为基础资产的衍生结合证券(DLS)的基金。2019年下半年全球债券收益率暴跌,以美国、英国、德国国债收益率为基础资产的DLF出现大规模本金亏损。
此次诉讼的核心争点在于,依据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法,内部控制标准的“遵守义务”责任可以追究到何种程度。27日举行的DLF相关诉讼中,行政法院支持孙会长一方,原因在于相关法令不够具体。
对此,法院解释称:“按照现行法律,没有法律依据以违反内部控制标准‘遵守义务’为由对金融公司或其高管员工采取制裁措施。”这意味着不能认可金融监督院超出法令允许范围构成处分事由的处分。
金融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同时表示要以此为戒。友利金融方面表示:“此前基于恢复客户损失最为紧迫的判断,我们立即接受了金融监督院的纠纷调解方案,并完成了对绝大多数客户的赔偿,认真推进了信任恢复方案”,“今后也将积极配合彻底的内部控制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政策。”
不过,法院在金融监督院列举的5项制裁事由中,认定了“违反制定金融商品筛选程序义务”一项。简单来说,即虽不至于达到警告这类重处分,但孙会长等CEO在内部控制不力方面仍负有一定责任。
这也是有评价认为相关法令修订仍是待解课题的原因。法院虽作出金融监督院败诉的判决,但也异例地建议将法令和公告修订得更为具体明确。此外,判决书还指出了违反内部控制规范和标准的金融机构内部的组织性行为与问题。
对此,金融监督院也表达了改善制度的意愿。金融监督院相关人士表示:“法院也指出了内部控制的组织性行为和问题”,“我们将检查内部控制制度的运行情况,必要时与韩国金融委员会协商推进改善。”
关键在于金融监督院将采取何种举措。金融界预计其将放弃上诉,并以此次判决作为重新确立监管体系的理由。事实上,金融监督院院长郑恩甫本月6日就任时首度表态称“金融监管的本分在于支持而非监管”,宣示要重新确立监管体系。
若金融监督院放弃上诉,孙会长须以法院认定的一项事由为基础重新接受制裁审议。由于有法律依据的制裁事由从五项减至一项,受到重处分的可能性较低。
Lime、Optimus等接连不断的私募基金相关制裁力度也不得不下调。金融监督院以不完全销售Lime资产运用、Discovery、Heritage、医疗保健基金等为由,事先通报对韩亚银行“机构警告”,对时任行长、现韩亚金融控股副会长池成奎作出警告。7月召开了第一次制裁审议委员会,但未能得出结论,推迟至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