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8-27 | 세종=서일범 기자

若强推媒体法…这类批评政府的报道或将永远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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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民主党强行推进的媒体仲裁法即将在国会通过。大多数国民这一次也只能眼看着失控的立法权力。在野党会打着无限辩论的旗号做出适度抵抗的姿态,然后以“做到这个程度也够了吧”为由,如逃走一般走出国会议事堂。正如民主党代表宋永吉所说“国民力量党也不会一辈子只做在野党”,长远看或许双方都判断这对彼此有利。

媒体惩罚法真正的危害不是由媒体人、而是由国民来承担。这并不只是崔顺实、曹国这类巨恶权力者的问题。即便不是引发全民公愤的超大型事件,对一个议题穷追不舍、监督权力的大多数媒体人也将被封住嘴——这才是此次媒体法可怕的核心。这也是许多记者对此次媒体法修订感到迫切危机感的原因。

① 以强词夺理的“误报”为由强行删除报道

本报在7月29日头版报道称“在出租车逆向歧视争议下,政府第二次追加更正预算(追更)出现了漏洞”。内容是:政府在编制追更方案时给法人出租车司机发放80万韩元,而只给个人出租车司机发放50万韩元,抗议声浪四起后,政府匆忙动用预备费,又给个人出租车多发30万韩元。

但主管部门韩国企划财政部给这篇报道贴上了“误报”的标签。理由是当时尚未确定给个人出租车司机发放50万韩元,数字不同,因此报道有误。事实上,企划财政部当天上午散发了此类解释资料。企划财政部一位局长多次要求“‘漏洞’这一表述不恰当,请修改标题”。追更预算案墨迹未干就动用预备费,对企划财政部而言不仅是屈辱,恐怕还判断只有不让国民知道此事,才能避免“不必要的”争议。

结果如何呢?在本报报道约20天后的本月17日,政府召开国务会议,议决了向个人出租车司机发放40万韩元的预备费支出案。通常预备费是政府为疫苗采购或灾害、灾难而留下的应急资金,而高达660亿韩元的钱却被用在了不相干的用途上。

如果媒体仲裁法已经施行,会怎样呢?如果主管部门抓住10万韩元的差异强行认定为误报,并启动“阅览阻断请求权”,媒体就必须从门户网站或自家主页上全部撤下报道。作为政策制定当事方的政府若一口否认“与事实不符”,媒体毫无办法。媒体法虽设有例外条款,规定“媒体报道等的内容或表述涉及公共关切事项时,排除于请求权之外(第17条之2)”,但“公共关切事项”本身定义含糊,仍有以“主要内容不真实”为由施压的空间。

另外,民主党称已修改法案,使一级以上高级公务员不得提出惩罚性损害赔偿,但如果需要,把职级降到局长或科长去起诉就行了。即便在诉讼过程中被认定为正当报道,在被诉讼缠住的期间,媒体也无法进行任何追加报道。

②不合口味的解读就是“恶意”报道

规定可就恶意报道请求损害赔偿的条款也存在严重问题。因为世上所有事情都无法像切豆腐一样一分为“善与恶”来判断。

本报2021年4月14日第2版刊登的有关四大江水质的报道就是这样的例子。韩国环境部公布了自2017年6月起三年六个月间,锦江、荣山江、洛东江11座堰开放后的水质观测结果。韩国环境部集中宣传称,开堰后绿藻减少、各类候鸟回归,水质有所改善。但直接查看观测原始数据后发现,绿藻虽减少,但作为一般水质指标的生物化学需氧量(BOD)和磷含量(T-P)等在许多地点反而恶化。也就是说,很难得出拆除堰有助于改善水质的结论。当时包括本报在内的部分媒体聚焦这一点撰写报道后,韩国环境部立即发布说明资料反驳称“开堰天数与BOD的相关性并不高”。

如果当时韩国环境部把本报报道认定为“恶意”报道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会发生什么?身处一线的记者也许出于自身的自尊不会屈服,但必须立刻担心数千万韩元、数亿韩元赔偿的经营层立场可能不同。这种事反复多次,从新闻稿中寻找隐藏事实或重新解读,很可能在记者圈中成为“禁忌”。

③以公开消息来源相威胁,束缚手脚

媒体仲裁法还把制度设计成由媒体和记者直接举证报道内容属实。这既违背我国民事法中由诉讼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大原则,同时也是一条从根本上使采访变得不可能的极强毒性条款。

例如,当政府或企业否认报道内容时,记者若不公开消息来源,就没有依据主张报道属实,或主张有相当理由相信其属实。迄今为止记者接触的许多消息来源,往往只有在△确信记者不会歪曲自己的发言△相信自己的身份会被彻底保护时,才会传递有意义的信息。如果因为与记者的一次谈话就要被拖上法庭作证,谁还会来见记者、谈论那些不合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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