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8-17 | 여론독자부

[时论]媒体仲裁法被称为“媒体封口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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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多来,共同民主党提出的新闻仲裁法修正案共有16个。由此可见围绕新闻仲裁法修订的讨论情况之复杂,民主党内部的分歧也不少。争议的核心在于对媒体的虚假、造假报道施加“惩罚性损害赔偿”。

对于通常被称为假新闻的虚假、造假报道的问题,任何人都有共鸣。对于应有法律制裁这一点也无异议。尽管如此,新闻仲裁法修正案仍被批评为“媒体封口法”,原因在于对媒体机构等施加惩罚性损害赔偿违背法理,被认为是不符合现行法律体系的过度规制。

损害赔偿原则上是对因不法行为造成的“全部损害额”予以赔偿。但也存在因举证问题而无法获得应有赔偿的情形。惩罚性损害赔偿通过将赔偿扩大至所发生损害的数倍,一方面强化对受害者的救济,另一方面含有对加害者的“惩罚”意味。

然而,源自英国判例、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被积极运用的惩罚性损害赔偿,与认罪协商制度(plea bargaining)一样,未能在其他国家普及是有原因的。获得超出实际损害的赔偿,或加害者因此受到过度“惩罚”,不仅不符合法律正义,而且恶意诱导损害发生的道德风险也不小。

在韩国,惩罚性损害赔偿也仅在例外情形下被有限承认。例如产品责任法和专利法等规定,在损害额难以计算的情况下承认惩罚性损害赔偿,以强化对受害者的救济,且仅限于认定加害者具有故意的情形。公益举报者保护法或环境保健法等领域,由于受害者滥用的可能性极低,道德风险被排除。但新闻仲裁法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形。

也有主张认为媒体侵害情形下损害额难以举证。若如此,这应扩展至并非财产损失而是名誉受损等一切精神损害的情形,而不应仅限于媒体侵害。此外,在广泛承认惩罚性损害赔偿的美国,对新闻报道承认惩罚性损害赔偿并不构成对新闻自由的特别限制,但在韩国却构成对新闻自由的特别限制,这一点也绝不能等闲视之。

更进一步,要认定对媒体机构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需要如美国判例所示的“实际恶意(actual malice)”,而新闻仲裁法修正案并未要求这一点是否妥当也成为问题。例如共同民主党议员金容民作为代表提出的修正案第30条之2第1款,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虚假、造假报道追究责任。但同一条文第3款却将对政务职公务员和大企业管理人员等的虚假、造假报道限定为具有“损害受害者之目的”的情形。然而考虑到实际恶意应限于故意或未必故意,不仅政务职公务员及大企业管理人员,在所有情形下都应认定具有损害受害者之目的才更为妥当。

归根结底,新闻仲裁法修正案的内容,其事项本身难以被视为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合适事项,对政务职公务员及大企业管理人员等与其他受害者区分适用标准也难以认为具有合法依据。考虑到民主党的议席数,以多数议席之力推行这样的修正案或许可行,但其结果只会使民主党进一步严重丧失国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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