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政府上任后,核电站的计划预防检修期与朴槿惠政府时期相比,按电站计算最少延长2倍,最多延长8倍以上。核电检修的机制是,韩国水力原子力公司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商讨日程等制定检修计划后,由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作出检修及重启决定予以收尾。
核安全委员会方面认为这是为安全所采取的不可避免的措施,但核电专家质疑,是否为了压低核电的经济性,而以过于严格的标准延长了检修期。事实上,核安全委员会在审查新蔚珍1号机运营许可时,曾以朝鲜导弹攻击、飞机坠落可能性等为由不断推迟许可。
据15日核电定期检查相关资料,古里3号机在朴槿惠政府时期共接受两次(2014年、2015年)定期检查,相关作业均在两个多月内完成。相反,2017年1月朴槿惠总统被弹劾前夕启动的定期检查,在文在寅政府成立约一年后的次年5月中旬才结束,共耗时16个月。相当于检查期比前一届政府时期延长8倍以上。
古里4号机在朴槿惠政府时期的检修也分别在3个月和一个半月内完成,而现政权上任后则分别耗时12个月和7个月。韩光4号机自2017年5月进入检修作业,至今仍未完成,韩光6号机和蔚珍2号机等的检修期也比上届政府延长了2至3倍。因此,2015年曾高达85.3%的核电利用率,在文在寅政府成立次年的2018年降至65.9%。
庆熙大学核工程系教授郑范镇指出:“尽管是与上届政府相同的核电机组,过去4年进行的大部分核电机组检查期却延长了数倍,这让人产生‘合理怀疑’,即现政府为压低核电运转率而故意延长了检查期。”Moon Ju-hyun檀国大学核融合工程系教授也表示:“如果核安全委员会开始对以往被允许的部分挑刺,检修期就会变长,核电利用率也会下降”,“虽然很难说核电检查期延长100%是核安全委员会的责任,但应视核安全委员会不批准重启为最大原因。”
近日与记者见面的一位核电业界人士也批评说:“仅从国务总理一句话就让3台正在检修的核电机组在一周内开始运转来看,就能知道核电计划预防检修期可以被多么随意地调整。”他指出,政府在上月中旬电力备用率一告急就立即重启3台核电机组,这一事件恰恰暴露了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的问题。该人士表示:“虽说核安全委员会是隶属国务总理的独立机构,但从2018年酷暑时期启动正在检修中的核电机组等事例来看,其是否真的因安全原因而把检修期延长至超过上届政府,令人怀疑”,“仅看核安全委员会的委员,就有许多来自不具备核电专业性的市民团体,最终难免出现批评,称其只是扮演脱核电举手机器角色的地方。”
大部分核电专家表示担忧,认为从目前核安全委员会的构成来看,这是一种难以让核电正常运转的结构。事实上,朴槿惠政府时期曾高达85.5%的核电利用率,在文在寅政府成立首年降至71.2%,次年更骤降至65.9%。
查看核安全委员会公开的非常任委员履历,除野党推荐的前韩国型反应堆开发负责人李炳玲和首尔大学材料工程系教授李庆祐外,政府及执政党推荐的委员在专业性或政治偏向方面被打上了问号。
首先,法务法人韩结律师金浩哲出身于“为民主社会律师会”会长,庆北大学行政学系教授陈相贤曾任首尔市能源政策委员会委员等,二人均非核电专家。曾任韩国原子力研究院许可审批组长的河正九委员,出身于市民团体环境运动联合市民放射能监视中心专门委员,忠南大学地质环境科学系教授张灿东则是地震领域专家。政府推荐的启明大学预防医学教研室教授金在英同样在核电专业性上被打了问号,但近期已从核安全委员会委员职位上退下。
有批评称,这样的核安全委员会构成,最终使核电安全度并未提升,却演变为拖核电发展后腿的行为。一位曾参与国内核电建设作业的核工程专业教授表示:“被脱核电人士掌控的核安全委员会对原子力安全技术院(KINS)人员在现场提交的报告逐条挑刺,导致核电检查期不断延长”,“问题在于,核安全委员会这种强化监管的做法丝毫没有提高安全性,只是在不断加重经营者的困难。”
文在寅政府上任后,随着定期检查日程拉长,主要核电机组检查期重叠的情况也随之出现。事实上,在文在寅政府成立的2017年,古里3、4号机、新古里1号机、韩光4、6号机、月城1号机、新月城2号机、蔚珍2、3号机等同时进入定期检查,除韩光4号机外,其余机组的检查均在次年才结束。国内电力空缺由此难以避免。对此,政府方面表示:“2017年因核电机组发现空隙,检查期不得不延长,检查范围也必须扩大”,“如今在检修过程中出现严重问题时,期间也只能进一步延长。”
对此,专家们主张这是未考虑电力供需等因素的做法。首尔大学核工程系教授朱汉奎指出:“能够承担核电维修或检查的公司本来就不多,若如此集中安排检修日程,单个核电机组的检查期只会被拖长”,“核安全委员会等本应对此进行协调。”Moon Ju-hyun檀国大学核融合工程系教授批评说:“计划预防检修的第一主体是韩水原,但因须配合电力供需计划,最终是通过与产业部协商制定的”,“但如果核安全委员会不考虑用电高峰期等因素,以琐碎的挑刺推迟运转时点,电力供需也难免承受压力。”
核安全委员会这种迟缓审批,结果导致核电经济性下滑。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核工程系教授郑用勋指出:“虽然不能说检修日程如此延长属于违法,但最终核电经济性恶化,成为支撑政府脱核电基调的一个主要依据”,“最终由于定期检查期如此延长,核电发电成本将与上届政府不同,只能一路上行。”
另一方面,政府于2018年决定提前关闭的月城1号机,此前10年间因更换反应堆等投入了6267亿韩元费用。因文在寅政府“不问缘由的脱核电”,最终超过6000亿韩元的费用被白白搁置。郑用勋教授表示:“月城1号机是过去几年新更换了反应堆等、本可再运行30年的电站,若以汽车比喻,相当于把旧引擎换成新型引擎的新车送进了废车场”,“核电机组运转30年后折旧归零,发电成本仅为每1千瓦时30韩元左右,从这一点看,月城1号机提前关闭带来的损失极其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