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力量党议员尹熙淑8日在首尔汝矣岛国会议员会馆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我国正站在解决‘年轻人看不到前途’这一问题的拐点上”,“领导人需要明确的方向感。”
在长达约两小时的采访中,尹熙淑清晰展现了作为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出身经济学者所磨练出的方向感。她在每周52小时工作制、工资体系等错综复杂的经济议题之间自由穿梭,一贯主张保守派的哲学。尹熙淑强调:“如果政界还有一丝廉耻,就应该下决心不把我们这一代产生的债务转给下一代”,“保守政党的哲学就是对可持续性负责的态度。”
尹熙淑表示:“我国经济萎缩得太快”,“这种痛苦没有由整个世代分担,而是‘全压’在年轻人身上,导致他们看不到未来和机会。”尹熙淑指出原因在于“586世代与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的勾结”,主张应引入替代劳动制等,打破强硬工会。这也是尹熙淑的头号总统竞选承诺。
尹熙淑也对文在寅政权提出尖锐批评。她表示:“政治就是读懂国民期待什么,领导人不怀别的心思”,并讽刺道,“文总统任命曹国为法务部长官,是想把自己派系的皇太子安排到长官位子上的私心。”她接着表明抱负:“我不太懂政治技巧,但我有信心不去看国民以外的东西。”
━ “不应妨碍为经济活力与生气而投入” “工作时间应通过劳资协商自由决定” “劳动法1953年制定……应摆脱陈旧认知”
△目前我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什么。
-一句话,机会太少了。我上学的时候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10%以上,现在还不到2%。每五年就下滑1个百分点。今年3%左右的增长率只是基数效应。虽然不能只用GDP增长率谈幸福,但增长率意味着“正在创造多少好岗位”。然而经济萎缩带来的冲击和痛苦没有由整个世代分担,而是“全压”在年轻人身上,他们因此看不到未来和机会。
△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因为采用了错误而懒惰的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一个因素是老龄化。要应对老龄化,就必须努力推行提升经济生气与活力的政策。政府在这方面很懒惰。比如说,我国的增长动力来自新产业,承担其中一部分的创投企业和初创企业本应让我国的血液奔涌,但每周52小时工作制阻断了这一点。对做创投企业的人来说,投入很重要。如果做成一个项目就能让能力和履历上一个台阶,就不应阻断为此所需的投入时间。我们的要求是,不要让想多干活的人在下午6点关掉电脑回家。
我国的劳动法制定于1953年。那是所有劳动者都站在传送带前的时代制定的。至今仍被困在那时的认知里。必须修正陈旧的范式。我国GDP规模是世界第9。排在我们前面的国家,全都给创投和初创企业自由开放了工作时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据说在需要投入时连觉都不睡地工作。但我们不会说要用法律来管制埃隆·马斯克吧。
△您把引入弹性工作制作为总统竞选承诺。
-每周52小时工作制也有把不必要的过长劳动时间效率化的一面。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效果。但现在该对事务岗、行政岗、经营岗等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上的人放开管制了。当然,生产岗劳动者中仍有人受长时间劳动之苦。所以为了防止这一点,才在大框架上用法律限制了工作时间嘛。订单量大时多干,没有时少干就行。目前要实行弹性工作制,需要劳资双方书面协议等,这实际上等于说别搞了。工作时间等只定大原则,应通过劳资协商自由决定。
━ “586世代与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勾结,互为政治资产” “最低工资沦为强硬工会的全国性工资谈判” “应引入替代劳动,把倾斜的运动场重新铺平”
△您谈到改革陈旧的劳动结构,但实际变化并不容易。
-需要调整已经(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的人与进不来的人之间的规则,但现在我们上一代的力量非常大。这就是586世代与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的勾结。586世代与大企业强硬工会在人脉上也极为紧密。彼此互为政治资产,关系结得很紧。我国甚至实际上把最低工资的决定权交给了强硬工会。不是为低薪劳动者决定最低工资“政策”,而是大企业工会出面进行全国性工资“谈判”。在市场上没有议价能力的非熟练劳动者遭殃。
△我国强硬工会的问题是什么。
-韩国的工会组织率在10%出头。那10%把剩下的90%当作人质。而且这10%的强硬工会大多集中在支付工资能力高的大企业,以及靠税收吃饭的公共部门岗位。这些都是年轻人特别想去的地方。如果这些强硬工会只专注于涨薪斗争,企业就无法开出新岗位。看到拼死罢工的样子,哪个企业家愿意招正式员工?最终只会加大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因为非正式员工被排除在劳资谈判之外,只有靠罢工顶住的强硬工会的工资在涨。
△您是说部分强硬工会在不正当地拿走自己的那份?
-586学运出身的大学学长(朴泰柱博士)写的《现代汽车里有韩国的劳资关系》一书,详细写了现代汽车工会如何排除本应归于外包劳动者的待遇、为自己争取利益。现在国内三大整车企业的金属工会支部正在谈把退休年龄延长到64岁。他们如果现在离开公司去外包企业工作,拿不到现在工资的Bando C&S。但也很难说现在现代汽车劳动者的技能远远优于外包企业劳动者。现在汽车工序高度自动化。所以才会一再传出边看YouTube边作业的说法吧。以对生产率的贡献为标准看,现代汽车劳动者干着与外包劳动者相同的活,工资却拿两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4岁,是反社会的诉求。
△这种结构为什么改不了。
-因为“这样也行得通”。不是因为个人的恶。制度一旦允许,人们就会顺着走。我国现行法禁止工会罢工期间使用替代劳动,所以工会只要顶住就必赢。靠劳资政协商机构那样的“社会大妥协”尝试,绝对无法改变当下的矛盾。因为强硬工会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高工资。这种力量关系不变,年轻人的岗位就出不来。应开放雇主引入替代劳动的可能性,先从法律制度上把倾斜的运动场重新铺平。
△那么工资体系应朝什么方向走。
-必须让工资体系本身贴近生产率。很多人认为,随着年龄增长、按在公司工作年数涨薪的薪酬体系是合理的。这种认知一旦固化,四十多岁到五十出头就被公司裁掉的结构只能延续。从公司角度看,只盼着送走年纪大的人,高龄者在劳动市场上被回避。因为相比他们的生产率,工资太高。而在此期间,主流成员已接近60岁的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正在主张退休年龄64岁。
如果劳资之间倾斜的运动场得到改善,民营企业自然会按生产率发工资。公共部门的工资体系,先取消年功序列制并大幅改进很重要。生产率因工作内容而异。年纪大了反应速度下降,但综合思考能力提高。而公务员等一般是“白领”。通常到40岁生产率持续上升。但此后下降的能力与上升的能力相互抵消,生产率维持在相近水平。也就是说,40岁以后不应再按年功序列制一级一级地涨薪。做出突出业绩的人多拿绩效奖金就行。可文在寅政府一上台就要求公共部门降低绩效奖金。这是逆时代而行。
━ “当下韩国需要方向明确的领导人” “不要把我们这一代的债务转给下一代” “我没有人情、派系、欠人情的对象”
△作为总统竞选人,尹熙淑的优势是什么。
-如果现在是平坦的岁月,我不是合适的人。因为如果我们社会走在上升的道路上,比起鲜明的方向意识,微调的作用更重要。但现在我国被那些认为“再努力也没用”的人堵得严严实实。要解决这一点,就需要明确的方向感。现在不是像过去军事独裁时期那样,青瓦台压住一切反弹推行经济政策的时代。把经济政策交给经济副总理后,若因此出现国民反弹,负起责任去说服国民就是总统的角色。如果是国民不爱听的话,就要持续说服、争取理解。领导人要发挥这个作用,必须对方向有确信。没有的话,就只会算选票。
△您是说现在的政府没有方向感?
-是的。比如文总统说要改革年金时,韩国保健福祉部说必须提高保险费。于是文总统说“这不符合国民的期待水平”。当然,说要提高年金保险费,没有国民会高兴。但如果领导人知道在现在这种结构下没有年金可以给下一代,就应该考虑说服国民。因为没有这一点,才只做讨国民欢心的事。青瓦台在掌权的那一刻就是全体国民的青瓦台。就算选举期间为了拿到支持层的选票说了些胡话。但入主青瓦台的那一刻,就应该仔细权衡那些政策的副作用并调整竞选承诺。这是当然的义务。可这届政府没有做。
△那么尹熙淑所拥有的方向感是什么。
-保守政党的哲学是对可持续性负责的态度。对结果负责是保守的价值。现在撒钱,那么对“现在的青年一代将来怎么活”这个问题必须有答案。对这样的问题保持沉默、只说“先撒钱”,是严重的问题。目前我国的老年抚养比(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正在急速上升,下一代将背着与现在无法相比的负担生活。现在是五名生产人口负担一名高龄者,50年后要1.25人负担1人。明知这样的时代必将到来,政界如果还有一丝廉耻,就应该说“不要把我们这一代产生的债务转给下一代”。
国民认为“希望再也不要看到无道的文在寅政权了”。所以前检察总长尹锡悦、前监查院长崔载亨这样的人物才会崛起。但纠正固然重要,之后怎么做更重要。即使政权更替,如果解决不了年轻人看不到前途的问题,那个政权也会短命。现在我国在这个问题上正站在极大的拐点上。所以我认为,当下领导人最重要的德行就是明确的方向意识,而尹熙淑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对于政治经验不足的指摘,您将如何克服。
-(笑)实际上我进汝矣岛才一年,还很难说自己是政治家。当然我不会说自己能把政务工作做得完美无缺。但政治的本质是读懂国民期待什么。同时领导人不应怀有私心。据说文总统从政相当久了,但就任命曹国为韩国法务部长官这件事,能说他有政务感觉吗?文总统看的不是国民,而是怀着想让自己派系的皇太子当下一任总统、所以要把他安排到长官位子上的私心。但我没有人情、派系、欠人情的对象。因为没有私心,所以能把责任交给最能干的人。我不太懂政治技巧,但我有信心不去看国民以外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