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竞争日趋激烈,而我们的企业却戴着三重镣铐在奔跑。现在正是放松管制、提高劳动灵活性、纠正看待企业的视角,真正营造让企业能够振奋奔跑的条件与环境的时候。国富是由企业创造的。否则在后疫情时代的竞争中只能落伍。”
3日,在首尔南大门路CJ大楼会见的孙京植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会长,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以克制的语调表达了对企业政策的期待。为了不让在克服新冠疫情冲击后逐步复苏的经济火种熄灭,他把营造能够增加企业投资与生产的环境列为首要课题。他主张废除与全球标准不符的陈旧管制,纠正失衡的劳资关系。谈到企业面临的危机时,他更是慷慨陈词。记者听取了在经营一线活跃50年的孙会长对我国企业现状与未来课题的看法。
孙会长指出,对于近来大企业大举上调薪酬,有值得担忧之处。他说:“企业利润增加而上调薪酬,原则上并没有错。但后疫情时期过度加薪有些勉强。需要为今后产业将面临的众多范式转换做好准备。”他以汽车为例。他表示:“汽车的动力源正从石油产品转向电力。在这种变化到来之前,应抑制加薪,把这部分余力用于帮助中小协作企业更为可取。”并称“即便提高薪酬,也应考虑按绩效发放。今后应更多体现绩效主义。”
对于现代汽车今年劳资协商达成一致,他给予了积极评价。孙会长表示:“现代汽车处于我国劳动问题的核心地带,今年处理得不错,值得庆幸和感谢。”“但现代汽车也实现了相当幅度的加薪,也有令人担忧之处。我相信现代汽车内部会确立以绩效主义为中心的框架。”谈到企业管制的弊端时,孙会长提高了音调。
他指出:“靠过去的管制无法展开真正的竞争。在国外很难找到我国这样的管制方式。”“过去因财阀问题,常常追究企业的所有关系来制定管制,今后对这类问题也需要圆满地加以解决。”他要求放宽产业准入管制以及公平交易法上的各种管制。
他还对为准备未来产业须培养优秀人才却存在制约因素表示遗憾。尤其在人才培养方面,他点出了首都圈管制问题。
“电子、计算机产业的人才短缺十分严重。由于首都圈管制,各大学无法扩大所需院系的招生名额。例如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工程系的招生名额从2018年的140余人增至2020年的700余人。首尔大学的名额自2008年以来一直是55人,未曾增加。通过放宽管制来回应现场需求十分重要。”
他诊断称,与海外大学扩大尖端产业招生名额、为未来做准备不同,国内正在错失这一时代潮流。
孙会长表示:“半导体、电池等企业的海外投资不断,换句话说,这可以解释为国内投资条件不佳。”“为了生存,企业只能去寻找便于经营的环境。我们也应营造能够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条件,在国内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他大声呼吁改善失衡的劳资关系。孙会长强调:“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劳动改革。过去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而现在相反,企业处于弱者地位。”“我们的工会团体不追求妥协,只是一味坚持自己的主张。妥协的前提是彼此让步。”他接着要求:“政府此前也以偏向工会的视角和姿态行事,希望现在能够支持劳资找到平衡。要达成劳资大妥协,政府的帮助必不可少。”
他表示,劳资政三方的协商比什么都重要。他说:“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的活动也应加强,但一味顺着工会的声音走并不正确。在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也应中立、秉持公平地参与。”
他预计,政府过快上调最低工资,与其产生原本的政策效果,失去的将更多。他指出:“与经合组织国家中最发达的G7相比,我国最低工资的相对水平最高。这样一来,整体经济的负担就会加重。”“尤其在就业方面占比很大的小微企业和中小企业困难加剧。个体经营者中,老板辞掉员工自己干活的情况也很多,反而出现岗位减少的局面。”
关于明年1月《重大灾害处罚法》施行,他强调事前预防优先。孙会长解释说:“人身事故是不可容忍的问题,因此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减少事故,我并不认为通过处罚代表理事就能做到。”他接着表示:“为减少事故,最重要的是加强安全预防活动。幸好政府在这一点上正在强化安全预防机构,听说明年还计划新设灾害预防厅之类的政府机构。”“确保安全相关技术也很重要。要大量培养专家,作业现场的监督员须具备相当的能力。此外还应编制手册,确保对新员工的培训流程得以执行。”
他主张,包含许多不合理条款的工会法应予修改。他指出:“工会法偏向工会,必须逐步修改。雇主方面也有很多要求。为使劳资能够在对等层面解决问题,需要改善全面禁止替代劳动、占据营业场所、不当劳动行为刑事处罚等相关制度。”
他还表示,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将积极着手消除反企业情绪。他解释说:“反企业情绪强烈,就无法获得国民的支持。投资和税制也需要改善,但因反企业情绪而受阻。我们认为应提升对企业的好感与亲近感,提高到理解的水平。目前正在推进传播正确企业观的教育项目等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