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8-02 | 임석훈 논설위원

“须改革税制与养老金,福利才可持续…要像俾斯麦那样说服国民” [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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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上月将韩国潜在增长率从原先的年均2.5%下调至2.3%,理由是“人口快速老龄化正在给增长带来压力”。根据Statistics Korea公布的数据,截至去年11月1日,65岁以上老龄人口首次突破800万人,共计821万人,占总人口的16.4%。按当前趋势,预计2025年将进入超老龄社会(老龄人口占比20%)。惠誉警告称,“在老龄化支出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国家债务增加是财政运营上的风险因素”。尽管如此,政府仍以克服危机为借口大肆挥洒税金,并试图通过房地产税收炸弹来填补税收。相反,对于基金枯竭时间日益临近的韩国国民年金等年金改革却态度消极。

税制与福利专家、前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崔光2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在低出生率、老龄化时代,为实现可持续的福利,税制改革以及国民年金等四大保险改革迫在眉睫”。他接着强调,“应设立总统直属的税制改革委员会,领导人要像通过果断决策建立起延续至今的年金体系的德国奥托·冯·俾斯麦那样,带头推进年金改革”。他就现政府的房地产政策指出,“在没有综合处方的情况下仅靠税收来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堂吉诃德式想法,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只会使其恶化”。

——如何诊断当前韩国经济状况。

△“汉江奇迹”正急速沦为“汉江的眼泪”。我国经济陷入低增长陷阱,而低增长率是万病之源。就业不安与贫困不是问题的原因,而是低增长的结果。文在寅政府打出“就业政府”的旗号,但四年间加剧了失业困境,经济也只实现了年均1.8%的增长。

——您认为近期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文在寅政府推出的种种反市场政策扼杀了经济活力。当前韩国经济的问题在于本应充满活力的企业处于精疲力竭状态,而政府却在挥舞“蛮勇之刀”。政府不仅没有充当问题的解决者,反而成了问题的制造者。政治领导人和经济政策负责人存在很大的误判,即认为无论政策执行得多么错误,我国经济都能维持现有水平或持续增长,进而达到人均国民收入4万美元。但历史的教训表明并非如此。照此下去,令人担忧的不是向4万美元进军,而是退回到2万美元。

——要克服低增长需要什么处方。

△增长应成为我国经济政策的首要优先事项。过去数年投资持续低迷,以至于出现“投资断崖”一说,增长基础整体下沉。促进增长方案的核心是激活国内企业投资。走出国门的我国企业中只要有10%回归,失业问题就会自然解决。此外,还要创造让《财富》500强企业争相希望在韩国投资的环境。如此使我国经济连续五年以上实现年均5%的增长,失业、贫困等根本性问题便能自然化解。

——目前潜在增长率仅为2%左右,实现5%左右的增长可能吗。

△朴正熙政府和全斗焕政府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长7%~9%,并非因为当时潜在增长率高。历史上繁荣的国家,其高增长的源泉是国内政治与社会稳定、大胆引进外资、积极投资新产业、国民团结等。要激活设备投资并引入外国资本与技术,前提是将整个国家变成经济特区。发展良好的国家整个国家就是经济特区,而我们虽在几个地区设立了特区,细看其内容却恶劣到与“普通区”无异。

——有不少批评指出,文在寅政府沉溺于财政万能主义,而非激活民间活力。

△我国财政最大的问题是预算浪费严重。甚至举借国债来浪费预算是罪恶,今后将给我们社会带来灾难。现在政府陷入“财政万能”的财政成瘾症,打着荒唐的名义一味发放讨好式预算。超越福利政策范畴胡乱撒钱,公然浪费国民税金。一方面强行推进急剧提高最低工资等破坏就业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以创造就业为名投入国民税金,推行“既致病又给药”式的矛盾政策。以各种借口随意花钱。似乎不知道公职人员浪费预算是使国家衰亡、不可饶恕的罪过。历史的教训是,政府放任地使用预算并过度干预民间部门,必将陷入危机。

——若政府随意花钱,恐难以承担日益增加的福利需求。

△现在正是应大幅压缩支出规模、全面重新调整支出结构的时候。要减少预算浪费,并利用增加的税收偿还债务。但文在寅政府似乎只专注于通过财政支出撒钱,对如何筹措财源以承担前所未有膨胀的支出毫无兴趣。为实现可持续的福利,首先必须增加税收。为应对低出生率、老龄化带来的福利需求增加以及统一,有必要将租税负担率(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目前的20%提高到25%左右。国民负担率(税金与社会保障性基金合计金额占GDP比重)也不可避免要从现行27%提高到30%。为此,必须推进税制改革以及包括国民年金在内的四大保险改革。

——税制改革应以何种方式进行。

△需要转变思路。现行的补丁式税制不合我们的身体。纳税人、政党、官僚、利益团体都只重视各自利益,应从为国家整体的客观视角倾听专家建议。应将现行隶属于韩国企划财政部的税制发展审议会升格,设立总统直属的税制改革委员会。重要的是赋予税制改革委员会长期活动期限并保障其独立性。全面税制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

——国民年金等四大保险改革并非简单问题。

△决定国民年金可持续性的政策变量包括参保年龄、领取年龄、年金保险费水平、收入替代率(退休后年金额占退休前平均收入比率)等。社会经济变量则有出生率、预期寿命、经济增长率等。将政策变量与社会经济变量妥善组合,就能防止年金枯竭并使年金制度持续下去。问题在于参保者少缴保险费、要求降低领取年龄并提高收入替代率。显而易见,这种“低负担高待遇”结构使制度无法持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保险费率(保险费占投保金额比率)平均达19%,是我国的两倍以上。应尽快达成国民共识,将目前9%的保险费率每年上调0.5个百分点,提高到15%。为此需要有说服国民并作出决断的领导人。已没有时间再推迟或回避问题。国民年金制度的最初引入者是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当时德国人平均寿命不到50岁,俾斯麦却带头将年金领取年龄大幅提高到70岁,使制度得以可持续。

——有批评称,政府试图用税收解决房地产问题,导致税制变成了补丁。

△每当房地产价格暴涨,政策当局就像挥舞“传家之宝刀”一样使用税务调查和加重税负。在税制与税政方面,存在三方面的失误。首先,税务调查方向错了。本应是针对逃税的税务调查,而不是针对投机的税务调查,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二,从租税原理看,强化转让所得税是错误政策。基本上,房地产转让环节税负要低,才能活跃流通、促进经济活动。强化转让税只会带来冻结效应,妨碍交易顺畅并将价格暴涨因素内在化。第三,房地产税的急剧上调。无论宗旨多么良好,每年超过50%的税负增加连续多年惩罚性地施加,在税制历史上也难以找到。

——现政府房地产政策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看文在寅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不能不产生一种恐惧:原来不负责任与懒惰、无知与缺乏常识的极致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就没有努力花时间去营造能让政策取得效果的条件,只是滥发朝令夕改、临时应变的政策。部门之间不协调,一味忙于回避而非解决问题,完全没有从过去的政策失败中吸取教训。

He is…

1947年出生于庆南南海,毕业于首尔大学经营学系。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公共政策学硕士学位,在马里兰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韩国外国语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并担任韩国租税学会会长和韩国财政学会会长。历任韩国租税研究院院长、国会首任预算政策处处长。金泳三政府时期任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朴槿惠政府时期任韩国国民年金公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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