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8-02 | 여론독자부

[海外专栏] 易碎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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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阿拉伯之春”唯一成果——突尼斯民主正陷入危险的报道,出现在海地总统遭刺杀消息传出仅三周之后。不祥消息还不止于此。已确定美军撤离的阿富汗,大部分地区似乎已脱离政府控制。这一系列事态令笔者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何发展和维持自由民主如此艰难?”

近期由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的《狭窄的走廊》给出了对这一问题的最佳回答。按他们的说法,任何社会走向民主的第一步都是秩序与稳定。历史上充斥着被暴力组织、军阀与部族势力所压制、无法有效掌握权力或进行统治的国家案例。那或许正是阿富汗的过去,也是其未来。

自由民主是最理想的政府形态。为发展和维持民主,政府必须拥有足以有效治理国家的强大力量,但又不能强大到压制个人自由与国民权利的程度。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把这种理想政府称为“被束缚的利维坦”。为达到自由民主,政府必须在壮大国家权力的同时,允许为主张和守护自身权利而斗争的市民社会成长。当国家与市民社会同行时,稳定与自由才能达成平衡。西方国家同时构建了强大的政府与市民社会,因此成功在稳定与自由之间取得平衡。

尽管历经20年努力,美国仍未能在阿富汗建立控制力,由此造就了“利维坦缺位”的局面。相反,埃及的国家权力过于强大。阿拉伯之春之后,埃及一度似与民主同行,但最终倒向独裁国家。也有不少国家属于所谓“纸糊的利维坦”,政府行使权力只为让处在社会最上层的少数精英获利。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便属于此类。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认为,西方社会获得理想政府形态的原因在于两股相反的力量。第一,存在罗马帝国留下的制度、法律与传统遗产,使建立并维持秩序成为可能。第二,重视群体之间平等的北欧部族有着对抗强势领袖的悠久传统。贵族与国王、教会与国家,以及中世纪领主之间的对立,有助于个人自由的成长与繁荣。

这与其说是西方的文化优越性,不如说是欧洲特殊历史的问题。韩国、哥斯达黎加等其他地区的国家同样实现了类似的折中。

但这一过程之艰难,有助于我们理解自由民主的脆弱。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有组织地滥用权力、剥夺国民权利,背弃了自由与合宪政府的本质。遗憾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非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还在增加。欧洲的匈牙利,以及曾被视为民主国家的印度与俄罗斯等国,都转向了独裁。

像美国这样穿过狭窄走廊、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找到平衡的国家是幸运的。然而,从共和党试图将红州计票系统政治化的努力中,我们目睹了严重的民主危机。

美国仍然是自由民主国家,但为查明暴徒冲击国会事件真相而举行的听证会,充分显示出美国民主规范何等脆弱。美国社会的分裂之严重,以至于对去年1月6日发生的国会冲击事件的基本事实都出现了不同解读。

受不负责任的政客大加鼓动的暴徒行为,显示出民间团体能够对我们的民主制度造成何等严重的损害。但除他们之外的其他人,可以通过建立更强有力的民主保护机制、抵制推翻民意的图谋来守护民主。

1787年,有人问本杰明·富兰克林制宪会议决定了何种政府形态。他回答“共和政体”。随后又补了一句:“如果我们守得住的话。”

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无疑设计出了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但这一制度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国民。虽然这听起来或许像不祥的警告,但守护民主的力量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极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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