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国务总理一句话,就让正在检修的3座核电机组在一周内重启这一点,就能看出核电站计划预防性检修期间可以被多么随意地调整。”
核电业界一位相关人士近日与记者会面时,就政府在上月中旬电力备用率告急后重启3台核电机组一事指出,这正是原原本本暴露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问题的案例,并如此强调。他说:“虽说核安全委员会是隶属国务总理的独立机构,但仅看2018年酷暑时紧急启动正在检修中的核电机组的案例,就令人怀疑延长检修期是否真的比前届政府更出于安全考虑。”
他还批评称,核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中,不具备核电专业能力或出身带有政治偏向的市民团体者居多,只充当了脱核电的举手机器,从而给电力供需稳定性带来了危机。事实上,多数核电专家都表示担忧,认为以现在核安全委员会的构成来看,核电机组难以正常运转。有观点指出,朴槿惠政府时期高达85.5%的核电利用率,在文在寅政府执政首年降至71.2%、次年更暴跌至65.9%,其背后正是核安全委员会委员的脱核电偏向在起作用。
从核安全委员会公开的非常任委员履历看,除在野党推荐的前韩国型反应堆开发负责人李炳灵和首尔大学材料工程系教授李庆宇之外,政府或执政党推荐的委员在专业性与政治偏向性上难免被打上问号。法务法人韩缔律师金浩哲出身“为民主社会律师会”会长,庆北大学行政学系教授陈相铉仅担任过首尔市能源政策委员,并非核电专家。曾任韩国原子力研究院许可团队组长的河正九委员出身环境运动联合市民放射能监视中心专门委员,忠南大学地质环境科学系教授张灿东是地震领域专家。最近已卸任核安全委员会委员职务、但曾由政府推荐的启明大学预防医学教研室教授金在英,也与核电领域专业性存在差距。
随着核安全委员会专业性不足而政治倾向突出,批评声日益强烈:其对核电实质安全性的提升漠不关心,只是执行脱核电政策、给核电拖后腿。一位曾参与国内核电站建设的核工程专业教授表示:“被脱核电人士掌控的核安全委员会,对原子力安全技术院(KINS)工作人员从现场上报的报告逐条找茬,导致核电检查期间越来越长”,并郁闷地说:“问题在于,核安全委员会的强化监管与提高安全性几乎无关,只是在不断加重业者的困难。”
进入文在寅政府后,核电机组定期检查日程长期化,还出现了主要核电机组检查期间相互重叠的情况。2017年,古里3、4号机组、新古里1号机组、韩光4、6号机组、月城1号机组、新月城2号机组、韩蔚2、3号机组等一齐进入定期检查,除韩光4号机组外,其余机组均在次年才结束检查。核电机组大批停运,意味着电力空缺风险相应加大。
政府相关人士对此解释称:“2017年核电机组发现了空隙,检查期间被延长,检查范围也不得不扩大”,“如今在检修过程中若出现严重问题,期间也只能进一步延长。”但专家们主张,这是未考虑电力供需等因素的行政做法。首尔大学核工程系教授朱汉奎表示:“能够承担核电机组维修或检查的公司为数不多,若把检修日程集中安排,单个核电机组的检查期间只能被拉长”,“这本该由核安全委员会等事先协调。”
Moon Ju-hyun檀国大学核能融合工程系教授表示:“计划预防性检修的第一主体是韩水原,但由于要配合电力供需计划,最终是通过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协商形成的”,“但如果核安全委员会不考虑电力高峰期等因素,抓着琐碎的毛病推迟启动时点,电力供需也只会承受压力。”
核安全委员会的迟缓批准,结果会导致核电经济性下降。KAIST核工程系教授郑用勋表示:“检修日程如此拉长,最终会使核电经济性恶化,成为支撑政府脱核电基调的一个主要依据”,“由于定期检查期间延长,与前届政府不同,核电发电成本只会呈上升趋势。”
另一方面,经确认,政府于2018年决定提前关闭的月城核电站1号机组,在此前10年间为更换反应堆等投入了6267亿韩元。文在寅政府对“脱核电”踩下加速踏板,相当于让超过6000亿韩元的资金被埋没。郑教授指出:“月城1号机组是更换了反应堆等设备、本可额外运行30年的电厂”,“用汽车来比喻,就是把原有发动机换成新型发动机后送进了废车场。”郑教授还补充说:“核电机组运行满30年后折旧成本消失,发电成本仅为每千瓦时30韩元左右”,“月城1号机组提前关闭造成的损失,对国家经济而言极为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