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免费供餐成为政策争点的2010年地方选举以来,几乎所有选举中,选择性福利还是普惠性福利之争都成为“烫手山芋”。最近在确定灾难支援金发放对象的过程中,普惠性福利支持者主张发给全体国民,选择性福利支持者主张仅发给收入较低的80%。围绕普惠性福利或选择性福利的争论强度,在今后的总统选举过程中将更加激烈。
仅向需要的人选择性提供福利服务称为“选择性福利”,将福利视为国家的职责和市民的权利、不论收入与资产等条件一律向全体国民提供则称为“普惠性福利”。选择性福利主要在财政薄弱的落后国家采用,优点是财政支出少、效率高,但缺点是可能对受益者产生烙印效应,还可能引发对适用标准的不满以及出现盲区。相反,普惠性福利是以北欧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型福利,优点是能提升全体国民的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稳定性,缺点则是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加重国民税负。
大体上保守主义者偏好选择性福利,进步主义者偏好普惠性福利。然而学界与政策专家的共同意见是,与选择性或普惠性福利的二分法思维相比,最理想的是依据福利政策的性质以及政策推进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予以适当组合。因为普惠性福利所追求的普遍性、公平性、公正性,以及选择性福利所追求的灵活性、多样性、选择权,都是公共政策应当追求的目标。
普惠性福利的代表性例子是义务教育。我国在政府财政能力不足的时期将义务教育限于初等教育,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又把对象扩大到中等教育。在作为2010年地方选举最大争点的免费供餐问题上,反对该政策的首尔市长吴世勋在居民投票中落败,免费供餐由此成为普惠性福利的又一象征。这一过程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普惠性福利的对象并非永恒不变,随着经济社会状况好转,其对象可以逐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性福利的支持者很可能像吴市长那样陷入政治上的不利处境。
最近在确定灾难支援金对象的过程中显露出的事实是,经济部门和经济专家持有一种僵化思维,认为选择性福利始终优于普惠性福利。在对象相对较少时,选择选择性福利带来的经济收益较大;但像此次灾难支援金那样对象为收入较低的88%时,不得不指出,与选择性福利的成本节约效果相比,为甄别对象所需的行政成本以及落选者不满所引发的政治社会成本要大得多。
以2018年起实施的儿童津贴为例,原本计划只发给收入较低的90%,后因甄别对象的行政成本过高而改为发给全部对象。作为参考,由全国3万余名社会福利职公务员组成的韩国社会福利行政研究会主张灾难支援金应普惠发放而非选择性发放。其理由包括:选择性支援所需的过高行政成本、因极小差距而无法受益的国民的不满、选择性支援过程中造成公务员工作负担过重等。
相反,把灾难支援金集中用于因新冠防疫管制受损最严重的个体经营者,可以说是理想的选择性福利案例。偏好选择性福利的经济部门或在野党,本应强烈反对向一般国民发放灾难支援金本身;若这在政治上有困难,则与其就收入较低的88%这一人为折中方案达成一致,不如让全体国民都领到灾难支援金。
在今后总统选举过程中展开的福利争论中,也应摆脱“保守就是选择性福利、进步就是普惠性福利”的二分法逻辑,努力依据具体事项寻找选择性福利与普惠性福利的和谐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