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为所生活的世界进行一次全新的重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倡导者克劳斯·施瓦布在今年出版的著作中传递的信息就是“大重构(The Great Reset)”。他强调:“即将到来的挑战,其冲击力将远超此前的想象”,“我们正站在重大的十字路口”。
在国际秩序向“新冷战”重组之际,面临明年3月大选的韩国,其未来取决于如何完成重启。高呼“美国回来了”的美国与提出“中国梦”的中国,正在军事、产业、技术层面展开霸权之争。强调民主、人权价值的美国总统拜登,与高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旗帜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碰撞。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新冠危机加速了产业的地壳变动。“碳中和”课题也成为经济战争的新变数。
在经济、安保等方面遭遇“复合危机”的我们,只有在动荡的东北亚生存下来,才能进入世界七大强国之列。稍有不慎,就可能像朝鲜王朝末期那样在周边强国的夹缝中搁浅。然而文在寅政府没有向未来前进,反而在向过去倒退。独断政治与民粹主义、反市场规制、收入主导增长、亲工会政策等,使“韩国病”愈发严重。各种规制的枷锁令新产业投资停滞不前,增长率一路下滑。韩国的潜在增长率从2006~2010年的4.1%跌至2016~2020年的2.7%。低增长率与低投资导致就业、分配的倒退。最低工资过快上调和强行推进每周52小时工作制等,造成个体经营者的没落和就业冲击。滥用讨好性政策使国家债务在过去4年间激增约300万亿韩元,财政健全性恶化。25次房地产政策反而引发房价、全租金暴涨的灾难。据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会统计,4年间首尔公寓价格涨幅高达93%。
美国经济学家托德·布赫霍尔茨的警告并非与我们无关。他在著作《重新思考国家》中写道:“摆脱贫困后的经济繁荣会带来出生率下降和公共负债增加,并伴随劳动伦理衰退和爱国心消亡,最终走向崩溃。”韩国由于现政府的政策失败,可能引发比这更严重的危机。如今正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作出选择的时刻。希腊和委内瑞拉因扩大免费福利等民粹政策而走上亡国之路。相反,美国、中国等则通过集中培育科学技术和新产业,行驶在强国的轨道上。美国一方面以重塑全球供应链牵制中国,一方面全力推动半导体等战略产业的振兴。对此,中国在3月两会上表示,将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专注培育人工智能(AI)等七大尖端技术。
我们必须通过重启,即大胆革新,迈向“富强而有魅力的国家”。使经济富裕、军力强大的富国强兵,是古今中外领导人的共同课题。只有以第二次飞跃振兴经济、巩固安保,才能守护国民的生命、安全与财产。进而团结分裂的国民,让所有人都能幸福生活,才能进化为“魅力国家”。要密织社会安全网,让弱者也能共生,把资本主义培育成温暖的资本主义。首先必须制定展望10~30年后的增长蓝图。唯有如此,才可能把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从去年的3.286万美元在不久的将来提升到4万美元。
建设富强国家的第一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超级差距和高端人才的获取。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韩国,只有以科学技术武装自己,才能提高生产率并在全球产业战争中生存。必须在半导体、电池、生物、未来汽车等至少5~10个领域掌握其他国家难以追赶的超级差距技术。近期美国英特尔宣称将通过创新技术开发在半导体代工领域赶上三星集团和台湾台积电,发出宣战布告,预示半导体大战。必须积极培养高端人才,并把全球核心人才引进韩国。要在国内每年培养数万名高级大脑,就必须同步推进教育改革和取消首都圈大学招生名额限制。对企业和大学研发(R&D)的预算、税制支持也应大幅增加。要引进海外人才,就必须发展为有吸引力的“人才平台国家”。这需要提供薪酬、税制激励,并改善劳动、治安、育儿、教育、福利等环境。营造一个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等宪法精神以及人权、公正等常识得到遵守的社会,也是基本条件。
第二个引擎是劳动改革。世界经济论坛(WEF)2019年对141个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的“劳动市场灵活性”排名第97位,“劳资合作”排名第130位,处于最末梯队。只有打破雇用僵化、提高劳动市场灵活性,才能提升增长率并增加就业。必须对一味偏向工会的劳动法动手术,引导劳资大妥协与合作。同时应通过撤回企业规制三法等大胆破除规制,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要摆脱为选票而滥发现金的民粹主义,也要停止脱核电等被意识形态束缚的政策。
只有建设无人能够觊觎的“安保强国”,才能守住和平。为此应实施“刺猬战略”,即具备在朝鲜或周边国家攻击我们时予以惩戒的能力。近期韩美导弹指针解除,射程限制被取消,因此应开发中远程导弹,并修改韩美原子能协定以确保核动力潜艇。此外,应放弃看中国眼色的战略模糊,巩固共享价值的韩美同盟。不应执着于南北事件秀,而要明确彻底废弃朝核的原则。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总统参选人应提出建设富强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与福利良性循环的愿景并展开竞争。现在正是面向未来重启、重新出发的时候。






